签合同那天下了很大的雨。我坐在咖啡厅靠窗的位置,雨水顺着玻璃往下淌,
把窗外的城市切割成无数碎片。桌上摆着一式两份的A4纸,
黑色标题写着“恋爱协议”四个字,下面是密密麻麻的条款。苏晚晴坐在我对面,
用一支银色的钢笔在签名栏写下自己的名字,笔画干净利落,跟她这个人一样,不拖泥带水。
她把笔推过来。“三年。”她说,“三年之后,自动解除。”我拿起笔,
在她名字旁边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陆砚。“知道。”我说。
“期间需要配合我出席必要的场合,包括但不限于家庭聚会、公司活动、朋友应酬。
”“知道。”“我不干涉你的私生活,你也不要干涉我的。”“知道。”“需要过夜的时候,
你睡沙发。”“知道。”她顿了顿,把其中一份合同推给我,站起身。
她穿了一件黑色的西装外套,头发一丝不苟地盘在脑后,
整个人像从商业杂志封面上走下来的。“那我先走了,陆砚。”她说,“明天我弟弟生日,
你跟我一起去。”然后她转身走了。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很轻,却一下一下砸进耳朵里。
我低头看了看那份合同,又看了看窗外越来越大的雨。雨水模糊了玻璃,也模糊了她的背影。
其实那时候我想问一句:为什么是我?但我没问。
因为答案太明显了——她需要一个听话的、不会惹麻烦的、用完就能扔掉的人。而我,
是她弟弟最好的朋友,一个住隔壁那条街的、父母离婚各自成家的、不重要的普通人。
用完了,怎么处理都不尴尬。苏晚晴是谁呢。如果非要给她一个定义的话,
她是那种让所有同龄人感到窒息的存在。二十四岁拿到常青藤的MBA,
二十五岁回国接手家族企业的分公司,二十六岁把分公司做到集团前三。我见过她的办公室,
三十七楼,落地窗,桌上永远摆着三台显示器,两台手机,一杯不加糖不加奶的黑咖啡。
苏川是我大学室友,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大三那年他带我回家吃饭,我第一次见到苏晚晴。
她从书房出来,穿着一件白衬衫,袖子挽到小臂,手上拿着一份文件,朝我点了点头,
说了句“你好”。就两个字。我却记了很久。后来苏川告诉我,他姐跟家里闹翻了,
因为她爸要给她安排联姻。对方是某个地产商的儿子,据说追了她两年,
礼物从爱马仕送到梵克雅宝,全被她退了回去。“我姐说,她这辈子不靠男人。
”苏川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带着崇拜,“她靠自己就够了。
”所以当她提出让我假扮她男朋友、帮她挡掉家里的逼婚时,我答应了。
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有机会。是因为苏川开口了。“砚哥,帮帮忙呗,我姐快被我爸逼疯了。
”他说,“就三年,做做样子就行。”我说好。一答应就是三年。二第一年,我还在念大四。
假恋爱的第一天,苏晚晴给我发了条微信,是一张截图。截图里是某家西餐厅的预订信息,
下面附了一句话:“明天下午六点,穿正装。”没有“你好”,没有“麻烦你了”,
没有“谢谢”。后来我慢慢习惯了。她的消息永远是这种风格:时间、地点、要求。
像工作邮件,像会议通知,唯独不像情侣之间的对话。那顿饭是跟她父亲吃的。
苏父是个很威严的中年男人,说话声音不大但压迫感很强。他打量了我很久,
问了我的家庭背景、学业情况、未来规划。我一五一十地说了。单亲家庭,母亲改嫁,
父亲在外地做生意有了新家庭,普通二本,没什么规划。苏父的眉头皱了起来。
苏晚晴坐在我旁边,忽然伸手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指很凉,骨节分明,
握住的力道恰到好处——不是亲昵,是姿态。像一个精准的表演,
告诉所有人:这是我的选择。我的心跳漏了一拍。她却已经在跟苏父说话了:“爸,
我不是来征求你意见的。我是来通知你的。”语气平淡,像在汇报工作。
后来无数个这样的时刻,我都在想,如果她的表演能有一秒钟的破绽该多好。
如果她的手能多停留一会儿,如果她的眼神能有一瞬间的犹豫,我就能骗自己说,
也许她对我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没有。每次结束之后,她都会松开手,
把两个人的距离拉回到礼貌的边界线之外。偶尔需要在外人面前表现亲密,她会挽我的手臂,
会靠在我的肩膀上,会叫我“陆砚”而不是“你”。但那都只是表演。
有一次参加她的公司年会,她穿了件墨绿色的礼服裙,头发散下来,化了淡妆。
我站在人群中看着她,忽然觉得很不真实。这种不真实感像一层薄雾,把我和她隔开。
她在台上致辞,声音清晰沉稳,台下几百号人安安静静地听。
她说到公司未来三年的战略规划,说到市场趋势和竞争格局,条理分明,没有一句废话。
掌声响起来的时候,她朝我的方向看了一眼。就一眼。然后移开了。年会结束后她喝了点酒,
我开车送她回家。她靠在副驾上闭着眼睛,路灯的光一道一道掠过她的脸。车里很安静,
只有引擎的低鸣声。“你今天说得很好。”我开口。“嗯。”“你爸今天没来?
”“他在国外。”“哦。”又是沉默。“陆砚。”她忽然开口,
声音因为酒精变得比平时低了一些。“嗯?”“别想太多。”我没说话。“你是挡箭牌,
陆砚。”她说,眼睛没有睁开,“做好你的本分。三年之后,我们两清。”“我知道。
”我说。车停在她公寓楼下。她解开安全带,推开车门,凉风灌进来。
她下车的时候晃了一下,我下意识伸手去扶,她避开了。“不用。”她说。车门关上。
我坐在车里,看着她走进大楼。大堂的灯亮起来,电梯门打开,然后关闭。灯灭了。
我把头靠在方向盘上,闭上眼睛。“我知道。”我又说了一遍,这次只有我自己听见。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心动是一种很蠢的东西。它不讲道理,不看来路,不管你是谁。
它来的时候像一场重感冒,你以为自己能扛住,却在高烧中越陷越深。苏晚晴说得对,
别想太多。我努力让自己不想。但越是不想,越是想。第二年,我已经毕业了。
三我在一家小公司做平面设计,工资不高,勉强够活。租的房子在老城区,一室一厅,
墙壁上有一块渗水的痕迹,形状像一张模糊的脸。每天早上七点起床,
挤四十分钟地铁去上班,晚上八九点回来,点外卖,刷手机,睡觉。
生活平淡得像一杯白开水。苏晚晴偶尔会联系我。频率不高,一个月两三次。
有时候是需要我陪她出席什么场合,有时候只是让我去她公司楼下接她——因为有人在追她,
需要我“出现一下”。每次我都去。不是因为合同。是因为我犯贱。有一次她又让我去接她。
我到的时候她正在大堂里跟一个男人说话。那男人西装革履,手里捧着一大束玫瑰,
表情诚恳。苏晚晴的脸上挂着那种我看过无数次的礼貌笑容,客气而疏离。我走过去。
她看见我,眼睛亮了一下——表演性质的亮。然后她快步走过来,挽住我的手臂,
对那男人说:“不好意思,我男朋友来接我了。”那男人看了我一眼,眼里的表情很复杂。
鄙夷、不甘、疑惑,大概在想,苏晚晴怎么会看上这么普通的男人。我也在想。
但她已经拉着我往外走了。出了旋转门,走过喷泉,走到停车场。她松开手,
表情恢复成惯常的冷淡。“谢谢。”她说。“不客气。”“你吃了吗?
”这个问题让我愣了一下。她从来不问我这种私人问题。“还没有。”我说。她沉默了几秒,
说:“一起吧。”那顿饭吃的是日料。她坐在对面,把三文鱼切成整齐的小块,蘸一点酱油,
送进嘴里。动作很慢,很安静。我看着她,忽然觉得她好像瘦了。锁骨比以前更明显,
手腕也更细了。“最近很忙?”我问。“嗯。”“别太累。”她抬眼看我,筷子停在半空。
“陆砚,”她说,“你是不是——”然后她停住了。“是不是什么?”我问。“没什么。
”她垂下眼睛,“吃吧。”那顿饭的后半程,我们几乎没有说话。结账的时候我要付,
她拦住了。“我来。”她说,“是我叫你出来的。”“一顿饭而已。”“合同里写了,
所有因我产生的开销由我承担。”我看着她把卡递给服务员,忽然觉得很累。不是因为钱。
是因为她把一切算得这么清楚。饭钱、时间、感情,全部明码标价,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多一分都不给,少一分都不欠。我开始想,也许她真的是没有感情的。或者说,
她对我没有感情。那次吃完饭之后,我回家的路上买了一包烟。我不抽烟,
但那天晚上坐在阳台上,一根接一根地抽完了大半包。烟头在黑暗里明明灭灭,像心脏跳动。
我想了很多。想第一次见她的时候,想她握我手的时候,想她在车里闭着眼睛的时候,
想她叫我别想太多的时候。每想一次,就抽一根烟。抽到最后,嗓子疼得说不出话。
然后我告诉自己,该醒了。她是苏晚晴。是站在三十七楼办公室的女人。
是苏川口中的“不靠男人”的女人。是合同到期就会跟我两清的女人。我算什么呢。
我把烟头摁灭在易拉罐里,回到房间,打开电脑,开始做第二天要交的设计稿。
做完已经是凌晨三点,我躺到床上,闭上眼睛。第二天醒来,继续上班。继续生活。
第三年的时候,我已经很少想起“心动”这两个字了。四不是不想了,是想累了。
人是一种很会保护自己的动物。在同一个地方跌倒太多次,膝盖会记住疼,
下次走到那里会自动绕开。我的心大概也是这么做的。苏晚晴这两个字,曾经是一根刺,
扎在肉里,碰一下就疼。后来刺被一层一层的痂包裹起来,不再疼了,但硌在那里,
变成了一块硬硬的、没有感觉的东西。我们的“恋爱”进入了某种机械化的状态。
她需要我的时候,我去。不需要的时候,我消失。配合得越来越默契。
她一个眼神我就知道该做什么——什么时候该牵手,什么时候该递水,什么时候该沉默。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是一个演员,她应该是最好的导演。她把每一场戏都安排得滴水不漏,
而我只需要站在该站的位置,说该说的台词。但人不是演员。台词说了一百遍,
还是会变成真的。有一次我陪她去医院。不是什么大病,低血糖加过度疲劳,
她在办公室里晕倒了,被同事送去了急诊。苏川在外地出差,
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声音都变了:“砚哥,我姐在医院,你快去看看。”我请了假,
打车到医院。她躺在急诊室的病床上,脸色白得像纸,手上扎着吊针。
旁边的心电监护仪发出规律的滴滴声。我站在床边看着她,忽然发现她闭着眼睛的时候,
跟苏川很像。姐弟俩有一样的眉骨,一样的嘴唇弧度。只是苏川总是笑嘻嘻的,
而她从来不笑。她睁开眼睛看到我,眉头皱了一下。“苏川叫你来的?”她问。“嗯。
”“多事。”“你晕倒了。”我说。“低血糖而已。”“而已?”她没有接话。
护士进来换药,我把位置让开,站到窗边。窗外是医院的花园,有个老人在轮椅上晒太阳,
旁边蹲着一只橘猫。阳光很好,照在猫的背上,毛发金黄。“陆砚。”我回头。她正看着我,
眼神跟平时不太一样。也许是因为生病,那层冷硬的壳出现了一道裂缝。“你回去吧。
”她说。“我等你打完点滴。”“不用。”“苏川让我照顾你。”“我不是苏川。
”我走过去,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来。“你也不是我老板,”我说,“我想留下来。
”她看着我,沉默了很久。然后她闭上眼睛,没有再赶我走。那是三年来,
我第一次在她面前说了一句不是“知道”和“好”的话。也是最后一次。
五点滴打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送她回家。车上很安静,跟以前一样。
但这次她没有靠在副驾上闭眼睛,而是侧着头看窗外。路灯的光掠过她的侧脸,明明灭灭。
“陆砚。”她忽然开口。“嗯。”“三年快到了。”我握方向盘的手紧了紧。“还有两个月。
”我说。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记得很清楚。”“合同上写了。”“嗯。
”然后她就没有再说话。我把她送到公寓楼下,她下车的时候停了一下,好像想说什么。
但最后什么也没说,关上车门,走进大楼。我坐在车里,看着她走进大堂。灯光亮起来,
电梯门打开,关闭。灯光灭了。跟第一次一样。又跟第一次不一样。两个月。我开始倒数。
倒数第三十天,她让我陪她参加一个慈善晚宴。倒数第二十天,她让我去机场接她。
倒数第十天,她让我送一份文件到她公司。倒数第五天,她让我陪她去见她的外婆。
每次我都去了。不是因为合同。是因为我想把最后几次做好。像一个马上要离职的员工,
把手头的工作收尾干净,不留遗憾。最后一天,我站在她公寓楼下,给她发了条微信。
“合同今天到期了。”过了一会儿,她回了一个字:“嗯。
”然后我说:“东西我已经收拾好了,你公寓的钥匙我放在信箱里了。以后有事可以找苏川,
他很靠谱。你好好吃饭,别熬夜,低血糖的药记得随身带。还有,
那个追求你的男人如果再来,可以报警。”她回:“知道了。”我打了“再见”,
然后删掉了。打了“保重”,也删掉了。最后只发了两个字:“再见。”她没有回。
我退出了对话框,删掉了她的聊天记录。然后我把她的微信设置成了免打扰,
把手机放进兜里,转身离开了那栋楼。三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长到足够让一个人动心再死心,短到不够让一颗死掉的心重新活过来。我走过熟悉的那条路,
经过那家咖啡厅,经过那家日料店。雨水打在地面上,打湿了我的鞋子和裤脚。我没有回头。
我曾经想过很多次,三年期满的那一天会是什么样子。我以为我会难过,会舍不得,
会想再回头看一眼。但我没有。我只觉得很轻。像卸下了一个背了三年的包袱。
包袱里装的是什么?是她的冷淡,是她的“别想太多”,是她的“做好你的本分”,
是那些我一厢情愿的心动,是那些被她精确计算的、不亏不欠的感情。我终于不用再背了。
雨越下越大。我在雨中走了很久,走到浑身湿透,走到分不清脸上是雨水还是什么别的东西。
然后我停下脚步,抬起头,看着灰蒙蒙的天空。雨点砸在脸上,有点疼。我笑了一下。
“陆砚,”我对自己说,“你做完了。”声音被雨声吞没了。没人听见。也不需要有人听见。
六离开后的第一个月,我过得很好。至少我是这么告诉自己的。我换了工作,
从原来的小公司跳槽到一家互联网公司做UI设计。工资翻了一倍,租了一间更好的房子,
墙壁上没有渗水痕迹,阳光能照进来。我在阳台上养了一盆绿萝,每天早上给它浇水。
生活重新变得简单。上班,下班,做饭,看书,睡觉。周末偶尔跟同事出去喝酒,
偶尔窝在家里看一整天电影。
我删掉了苏晚晴的所有联系方式——微信、电话号码、甚至微博。我把那份合同也扔了。
三年前的A4纸已经微微泛黄,黑色标题的墨水褪了一点色,苏晚晴的签名依然干净利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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