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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凌晨三点，我蹲在村委会后面的臭水沟里，指甲缝嵌满黑泥，

手机屏幕的蓝光映出一张陌生的脸。三天前我还是省城律所的王牌诉讼律师，

此刻却像个真正的流浪汉，等着捕捉那个男人受贿的最后一击。这条沟渠通向村外小河，

是我儿时捉泥鳅的地方。三十年了，沟还是那条沟，村子却不再是那个村子。或者说，

从来就不是我以为的那个样子。手机震动，搭档阿生发来定位：“目标车辆已进入监控范围，

预计十五分钟后到达交易地点。”我深吸一口气，泥水混合着腐烂植物的气味涌进肺里。

但比起这个，更让人窒息的是记忆里那股气味——十七年前，也是这样的深夜，

父亲房间弥漫着浓重的农药味和血腥味。他说自己杀了人，然后在我面前从二楼跳了下去。

那天起，我从少年变成了另一个人。一、归来2023年深秋，

我从省城坐最早班大巴回清河村。车窗外的山峦从高楼大厦渐渐变成低矮丘陵，

最后是连绵的稻田。稻子刚收割完，茬子黄灿灿的，像给大地铺了一层金砂。

车过清河水电站时，我看见了村口新立的牌坊，花岗岩材质，雕龙画凤，

正中四个鎏金大字：清河福地。牌坊两侧各蹲一只石狮子，脖子上系着红绸，

喜庆得像办婚礼。“啧啧，赵书记真有本事，这才几年，咱村就成示范村了。

”前排有人感叹。“可不是嘛，听说省里都要来参观呢。”赵德厚，

清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市人大代表，连续五年全县优秀**员。

村里的路是他修的，小学是他重建的，连河对岸那个投资三千万的生态农庄，

也是他招商引资的成果。但我知道另一面的赵德厚。大巴在村口停稳，我拎着旧帆布包下车，

下意识压低帽檐。十六年了，我离开时还是个满脸痘的少年，如今三十三岁，

西装革履地在省城混成了金牌律师，应该没人能认出我。可我错了。“沈律师！真是你呀！

你妈说你今天回来，我还不信！”胖婶从牌坊下的小卖部冲出来，围裙上还沾着酱油渍，

一把攥住我的胳膊，力气大得像钳子。“都长这么高了，在城里做大律师了？有对象没有？

你妈这些年可不容易，你可要好好孝顺她……”我笑着应承，心里却暗暗叫苦。

胖婶是村里情报中心的核心节点，我回来的消息大概十分钟内就能传遍全村。这不符合计划，

但也没办法，我总不能把母亲从住了六十年的老宅里强行接走，更不能让她对乡邻撒谎。

母亲知道我要回来做一件大事，但她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我只说想回来住一阵，陪陪她，

顺便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案件可以**。她很高兴，在电话里念叨了一个小时，

说家里的柿子树今年结得特别多，说我小时候爬树摔下来留的疤还疼不疼，

说村东头的李婶都抱孙子了。从村口到家要穿过整个村子。我走得很慢，一路看，一路记。

变化确实大。土路变成水泥路，路边装了太阳能路灯，家家户户白墙黛瓦，

墙面刷着“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标语。村小学从两层小楼变成了四层教学楼，

操场铺了塑胶跑道，门口的牌子也换了：清河希望小学。捐赠人一栏写着：赵德厚。

村委会大楼最气派，三层仿古建筑，飞檐翘角，门口挂着七八块牌子。楼前是个小广场，

停着几辆轿车，最显眼的是一辆黑色奥迪A6，车牌尾号三个八。我认得这辆车。十七年前，

它是一辆白色桑塔纳。赵德厚那时还是村会计，经常开着那辆车在村里转悠，逢人就打招呼，

笑眯眯的，像个弥勒佛。有一次他来我家，父亲给他泡茶，他说：“老沈，

你那份合同我看了，没问题，放心吧。”那份合同，让我家损失了三十亩承包地的经营权。

三十年承包期，每亩地每年补偿八百块，合同期限十五年。父亲不识字，按了手印。

后来我查过那合同，合法合规，条款滴水不漏，唯一的破绽是补偿款只发了三年。

赵德厚说：“上面财政紧张，后面会补。”十二年过去了，没补过一分钱。

二、母亲的沉默老宅还是记忆中的样子，青砖灰瓦，木门木窗，院子里的柿子树挂满了果，

橙红橙红的，像一盏盏小灯笼。母亲站在门口，头发白了大半，背也驼了，

但眼睛还是那么亮。“回来了。”她说，声音平静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嗯，回来了。

”她接过我的包，转身进屋。我跟在后面，发现她走路时右腿有点跛。“腿怎么了？

”“老毛病，关节炎，不碍事。”不碍事。这是母亲的口头禅。父亲出事后，

她一个人撑起这个家，什么苦都往肚子里咽，什么难都说“不碍事”。我考上大学那年，

学费差三千块，她瞒着我每天凌晨三点起床，骑三轮车去镇上卖菜，来回三十里路，

风雨无阻。后来我知道了，抱着她哭，她拍拍我的背说：“不碍事，妈能行。

”晚饭是红烧肉、炒青菜、番茄蛋汤，还有一碟腌萝卜。我吃了三碗饭，

把盘子扫得干干净净。母亲坐在对面看着我，嘴角微微上扬，

那种满足感比她自己吃饱还要强烈。“妈，我想在村里住一阵。”“住多久都行，

房间给你收拾好了。”“我想查一些事。”母亲的筷子顿了一下，夹起的青菜掉回盘子里。

她抬起头看我，目光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担忧，又像释然。“你爸的事？”我没回答，

也没否认。沉默在昏黄的灯光下蔓延。院子里传来柿子落地的声音，噗的一声，

软烂的果肉砸在泥土上。“都过去了。”母亲说。“没过去。”我说，“如果过去了，

你夜里不会哭。”她的眼眶红了，嘴唇颤了颤，终究没说出话来。她起身收拾碗筷，

动作很慢，手在微微发抖。我想帮她，她推开我的手，说：“你去歇着吧，坐了一天的车。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在水龙头下洗碗。水声哗哗的，掩盖了她压抑的抽泣。

月光从窗户照进来，把她佝偻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个被生活压弯的问号。那晚我睡不着，

翻出压在箱底的那份文件——父亲的遗书。说是遗书，其实只是半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

蓝黑墨水写就，字迹潦草得几乎无法辨认：“我杀了人，我对不起他，我只有一命赔一命。

”那年我十六岁，高一。早上出门时父亲还好好的，说晚上给我炖排骨。等我放学回家，

满院子都是人，警车的红蓝灯在暮色里转啊转。父亲躺在院子中间的水泥地上，身下全是血，

眼睛还睁着，看向天空的方向。他们说，父亲杀了邻村的王老四，然后跳楼自杀了。我不信。

我认识的沈大勇，连鸡都不敢杀，每年过年杀鸡都是母亲动手，他站得远远的，

还要捂住眼睛。他怎么可能会杀人？可是证据确凿。案发现场有父亲的指纹，

凶器上有他的指纹，而且他在遗书里亲口承认了。警察调查了一个月，

结论是：沈大勇因债务纠纷与王老四发生口角，**杀人后畏罪自杀。

王老四是个赌鬼加酒鬼，欠了一**债，死之前三天两头来我家闹，说要找我父亲要钱。

父亲确实欠他钱，欠条我见过，五万块，利息高得吓人。但那是高利贷，

而且王老四根本没钱借给别人，他只是个马前卒，真正的债主藏在幕后。那个幕后的人，

我怀疑是赵德厚。这个怀疑没有证据，只有直觉。父亲出事前半年，

曾经连续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在客厅里走来走去，

有时候会突然拍桌子骂一句：“赵德厚你不是人！”母亲问他怎么了，他又不说，只是叹气。

后来我才知道，赵德厚用那份合同，把村里几百亩地打包转租给了一个房地产开发商。

每亩地的转租价格是每年三千块，但给村民的补偿只有八百。中间的两千二百块差价，

流进了谁的腰包，答案不言而喻。父亲是村里第一个发现这个秘密的人。他去找赵德厚理论，

赵德厚说合同白纸黑字签了，有法律效力，不服可以告。父亲去镇上咨询律师，

律师说合同确实有效，除非能证明存在欺诈或者重大误解，但需要证据。父亲拿不出证据。

然后他就死了。三、赵德厚第二天一早，我在村口遇见了赵德厚。他从那辆黑色奥迪里出来，

穿着深蓝色夹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肚子比十六年前大了一圈，

但那张圆脸上的笑容还是那么熟悉——眯着眼睛，嘴角上扬，像个和善的弥勒佛。“哟，

这不是大勇家的小子吗？”他主动走过来，伸出右手，“听说你回来了，在省城做大律师了？

了不起了不起！”我握住他的手，感到掌心粗糙的老茧和异乎寻常的力道。他握得很紧，

像是要捏碎我的骨头。“赵书记好。”我平静地说。“叫什么赵书记，叫赵叔。

”他笑着拍拍我的肩膀，“回来了就好，你妈一个人不容易，多陪陪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尽管说。”“谢谢赵叔。”“你爸的事……”他叹了口气，表情沉痛，“唉，

当年的事我也很难过。大勇是个好人，就是一时糊涂。你要是有什么想法，随时找我聊。

”他的眼神在我的脸上停留了一秒，然后迅速移开，转向旁边的村民。“老刘，

你家那屋顶漏不漏？村里有专项维修资金，你写个申请……”我看着他的背影，手心全是汗。

这个人的演技，我给满分。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以“寻找创作素材”为借口在村里走访。

这个借口很拙劣，但管用。村里人都知道我在省城做律师，突然说要写小说，

大家都觉得新鲜，有人好奇，有人鼓励，也有人警惕。

似合同的地主、在村里承包工程的小老板、赵德厚的远房亲戚、以及现任村两委的其他成员。

第一个突破口是张建设。张建设是村里的泥瓦匠，五十多岁，黑瘦精壮，手上全是老茧。

他带着十几个兄弟在附近村镇接活盖房子，技术好，人实在，口碑不错。但最近三年，

他一笔工程款都没拿到。“赵德厚说上面拨款没下来，让我等等。”张建设蹲在他家院子里，

手里夹着烟，烟雾缭绕中眼神阴郁，“等了一年又一年，从六十万等到一百万，利息都不够。

”“什么工程？”“村小学的装修、村委会的翻新、还有那个生态农庄的围墙和门楼。

合同签了，活干完了，验收也通过了，就是不给钱。”他猛吸一口烟，咳嗽了两声，

“我找他，他说财政紧张。我去镇上反映，镇上说这是村里的项目，他们管不了。我去县里，

县里说赵德厚是市人大代表，让他们先内部处理。”“你有合同吗？”“有。”他起身进屋，

搬出一个铁皮箱子，打开来，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十几个文件夹。

“这些年的合同、发票、验收单、聊天记录、通话录音，都在这里。”我翻看那些文件，

越看越心惊。这些工程项目的总额加起来超过两百万，每份合同都签得滴水不漏，

但付款条款里都有一行小字：“甲方在收到上级财政拨款后三十个工作日内支付。

”也就是说，如果赵德厚一直说“拨款没到”，张建设在法律上确实很难追讨。

但这不是最关键的。关键在于，这些项目的拨款真的没到吗？我用了一周时间，

通过省城的关系网查到了县财政局的拨款记录。结果是：所有项目的拨款均已全额到位，

最早的一笔是三年前，最晚的一笔是半年前。总金额二百三十万，

全部打入了清河村村委会的对公账户。钱早就到了，但在赵德厚的控制下，

它就像蒸发了一样。四、暗流事情在第三周起了变化。那天晚上，

我在镇上的打印店复印资料，出来时发现摩托车车胎被人扎了。推着车往回走，

经过一段没有路灯的乡道时，一辆黑色SUV从后面冲过来，贴着我的身体呼啸而过，

后视镜擦到了我的胳膊。我摔进路边的水沟里，胳膊肘擦破了一大块皮，

手机飞出去摔碎了屏幕。那辆车没有停，尾灯迅速消失在夜色里。这不是意外。我爬起来，

捡起手机，屏幕裂了但还能用。我给阿生发了条消息：“他们注意到我了。

”阿生很快回复：“安全第一，需要支援随时说。”阿生是我的搭档，

省城一家调查公司的创始人，专门做商业调查和证据搜集。我找他帮忙查赵德厚的事，

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他是我大学同学，知道我家的事，也知道我为这一天准备了多久。

接下来的两天，我发现有人在跟踪我。不是专业的，是村里两个小混混，一个叫黄毛，

一个叫花臂，整天骑着一辆没牌照的摩托车在村里转悠。我走到哪，他们跟到哪，毫不掩饰。

同时，母亲开始接到“打错了”的电话，深夜响两声就挂。我知道这是警告，但没跟母亲说，

只是让她晚上锁好门窗，手机放在枕头边。第四天，张建设找到我，脸色很难看。“沈律师，

我可能帮不了你了。”“怎么了？”“赵德厚让人带话，说如果我继续查下去，

我儿子在县一中的名额就悬了。而且……”他犹豫了一下，“我老婆在镇上超市的工作，

也可能保不住。”我理解他的恐惧。在这个村子里，赵德厚就是土皇帝，

他掌握着每个人的命脉。

宅基地审批、孩子的入学名额、老人的医保报销、甚至你在地里种的庄稼能不能顺利卖出去，

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没关系，张叔，你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就行。资料我复印了一份，

原件还给你。”张建设松了一口气，但眼神里更多的是愧疚。“沈律师，

我知道你爸的事不简单，可是……我们这些人，斗不过他。”“交给我来斗。”说这话时，

我心里也没底。我只是一个律师，没有权力，没有背景，唯一的武器是法律。

但在一个法律可以被随意扭曲的基层生态里，这个武器究竟有多大的威力，我自己也不确定。

五、突破口真正的转机出现在一个月后。那天我去镇上取快递，经过镇**大院时，

看见公告栏上贴着一张红头文件：《关于开展村级财务专项审计工作的通知》。

落款是县审计局，日期是三天前。我站在公告栏前看了很久，心跳开始加速。

如果县审计局要对各村进行财务审计，那么清河村必然在列。赵德厚肯定会提前做准备，

补账、平账、销毁证据，一套流程他熟得很。

但这次审计是省级统一部署的“乡村振兴专项资金使用情况专项审计”，规格高，时间紧，

可能他来不及做得天衣无缝。我需要找到一个人——一个了解赵德厚财务操作内幕的人。

我想到的第一个人是刘会计。刘会计是村里的老会计，六十多岁，

戴着一副厚得像啤酒瓶底的黑框眼镜，走路总是低着头，像是怕踩死蚂蚁。

他在村里做了二十年会计，赵德厚当书记后，他就从会计变成了“报账员”，

名义上负责记账报账，实际上所有财务决定都是赵德厚一个人说了算。

我了解过刘会计这个人。他儿子在县城开了个小饭馆，生意一般；女儿在省城打工，

嫁了个外地人，很少回来。他和老伴住在村东头的老房子里，日子过得清汤寡水。

有一次村里开会，赵德厚当着全村人的面骂他是“废物”，他低着头一声不吭，脸涨得通红。

我决定找他谈谈。一个下雨的傍晚，我提着一瓶老白干和一包花生米去了刘会计家。

他老伴开了门，警惕地看着我。我笑着说：“阿姨，我来找刘叔聊聊天，就聊聊天。

”刘会计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看见我进来，表情明显紧张了一下。我假装没看见，

把酒和花生米放在桌上，自己先倒了一杯，一饮而尽。“刘叔，这酒不错，你也来点？

”他犹豫了一下，也倒了一杯。酒过三巡，话匣子慢慢打开了。我没直接问赵德厚的事，

而是聊他儿子在县城的饭馆、他女儿在省城的生活、他老伴的身体状况。聊着聊着，

他的眼眶红了。“沈律师，你爸当年对我有恩。”他突然说。我一愣。父亲对他有恩？

小说《复仇深渊巨响》 复仇深渊巨响精选章节 试读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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