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岁生日那天,我被裁员、被退租、被分手。
站在天台上,我想:这辈子就这样了吧。
然后我跳了下去。
醒来时,我成了大梁朝最卑微的浣衣局宫女,明天就要被杖毙。
太监总管扔给我一把生锈的剪刀:“要么自己了断,要么去伺候那个疯子公主。”
我选了第三条路——
我要让这吃人的皇宫,跪着给我唱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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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浣衣局有朵霸王花
第一章三十岁,我选择关机
三十岁生日那天,我收到了三份大礼。
第一份来自公司。HR把我叫进会议室,桌上摆着一份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上面写着“因公司经营结构调整,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我盯着“协商一致”四个字看了五秒钟,笑了。从入职到现在三年,我从来没有和公司“协商”过任何事情——加班没有协商过,降薪没有协商过,周末临时开会没有协商过。现在要裁员了,突然就要“协商一致”了。
“苏晚,”HR张姐的语气像在安慰一个刚死了金鱼的七岁小孩,“公司也是没办法,大环境不好,你理解的吧?”
我理解的。我太理解了。三个月前,公司裁掉了整个内容运营部,我是最后一个。不是因为我能力强,而是因为我工资低,性价比高。现在连我这个“性价比高”的也要裁掉了,说明公司是真的没钱了。
“补偿金按N+1算,你工作三年,给你四个月工资。”张姐把协议书推过来,“你签一下,财务这周内打款。”
我拿起笔,签了。没有谈判,没有哀求,没有拍桌子骂娘。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就像你明知道这顿饭吃了还是会饿,但你还是得吃。
走出公司大门的时候,天在下雨。十一月的上海,雨不大不小,刚好能把人淋得半湿。我没有带伞,站在写字楼门口,看着雨幕发呆。身后的玻璃门里,灯火通明,格子间里的人们还在敲键盘。几分钟前,我也是他们中的一个。现在,我是一个“离职人员”了。
手机震了一下。第二条大礼到了。
是房东的消息:“苏**,房子下个月到期我就不续租了,我儿子要结婚,房子收回来做婚房。你月底前搬一下吧。”
我看了看日期。今天十一月十五号,月底前搬,也就是十五天时间。要找新房子,要搬家,要打包,要清理。而我现在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不知道下个月住在哪里。
我想回个消息说“好的”,但手指在屏幕上悬了很久,最终还是打出了两个字:“好的。”
第三条大礼是在我回到出租屋之后收到的。
出租屋在静安区一栋老式居民楼的六楼,没有电梯。我爬了六层楼,打开门,房间里很暗,窗帘没拉开,空气里有一股泡面和潮湿混合的味道。我打开灯,换了拖鞋,把湿透的外套挂在椅背上,然后拿起手机。
有一条微信消息,来自我男朋友——不,前男朋友。
“苏晚,我们分手吧。我想了很久,我们不合适。祝你以后幸福。”
我盯着这条消息看了很久。
我们在一起两年零三个月。他叫陈屿,在一家广告公司做美术指导,长得像年轻时的金城武,笑起来很好看。他会在下雨天给我送伞,会在加班的时候给我点外卖,会在我生日的时候给我买一个很小但很贵的蛋糕。我以为他是那个对的人。
两周前,他开始不回消息。我以为他忙。一周前,他取消了我们周末的约会,说“临时有事”。我以为他真的有事。昨天,我在地铁站看到他和一个女孩在一起,他的手搭在她的腰上,两个人笑得很开心。我以为我看错了。
我没有看错。
我盯着那条消息,手指在输入框里打了几个字,又删掉,又打,又删掉。最后我什么都没发,把手机扔在床上,走进浴室,打开了淋浴。
水很热,蒸汽弥漫,镜子上起了一层雾。我脱掉衣服,站在水下,让热水从头顶浇下来。水声很大,盖过了所有的声音——包括我自己的哭声。
我哭了大概十分钟,然后关掉水,擦干身体,穿上睡衣,走到窗边。
窗外是上海的夜景。万家灯火,霓虹闪烁,远处的高架上车流如织。这座城市有二千四百万人口,每个人都在忙着生活,忙着赚钱,忙着爱,忙着恨,忙着活着。而我,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了八年,从二十二岁到三十岁,最后得到了什么?
一份被裁掉的工作。一间要被收回的出租屋。一个出轨还不敢当面说的男朋友。
还有一张银行卡,余额:8,432.67元。
这就是我三十岁的全部身家。
我坐在窗台上,把腿蜷起来,下巴搁在膝盖上。窗户开了一条缝,冷风灌进来,吹在我还湿着的头发上,凉飕飕的。我看着楼下的街道,路灯橘黄,有一个外卖骑手骑着电动车经过,车上的保温箱在路灯下反光。他大概正在赶往某个顾客的家,送一份已经凉了的麻辣烫。
我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二十二岁大学毕业那天,我穿着学士服,站在校门口拍照,笑得很灿烂。我妈在旁边说:“我们家小晚终于长大了,以后要去大城市好好工作,出人头地。”我爸说:“女孩子不用太拼,找个好人家嫁了就行。”我谁的话都没听,一个人拉着行李箱来了上海。
想起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创业公司做新媒体编辑,月薪四千五,租在浦东的一间隔断间里,房间小到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个衣柜。每天晚上回到那个房间,我都要侧着身子才能走到床边。那时候我觉得这只是暂时的,总有一天我会住进一个有大窗户的房子。
想起第三年,我跳槽到了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工资翻了一倍。我搬进了现在这间出租屋,一室一厅,有阳台,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搬家那天,我站在阳台上,看着外面的城市,觉得自己终于站稳了脚跟。
想起第五年,公司裁员,我所在的部门被整个砍掉。我失业了三个月,每天都在投简历、面试、被拒、再投简历。那三个月里,我瘦了十斤,头发大把大把地掉,每天晚上失眠到凌晨三点。
想起第六年,我找到了现在这份工作,工资和之前差不多,但工作内容更枯燥。每天写稿子、改稿子、发稿子,像个没有感情的码字机器。我告诉自己,这只是暂时的,总有一天我会找到一份真正喜欢的工作。
想起第八年,也就是今年。我三十岁了。没有升职,没有加薪,没有买房,没有结婚,没有任何一件“三十岁应该完成的事情”被完成。我只是活着,像一台运转了太久的电脑,硬盘塞满了,内存不够了,风扇嗡嗡地响,随时可能蓝屏。
我今年三十岁,在上海活了八年,现在一无所有。
我低头看了看楼下。六楼,大概十五米的高度。从上面看下去,地面像一块灰色的画布,路灯在上面画了一个橘黄色的圆。
我想,如果跳下去,一切就结束了。所有的账单、所有的压力、所有的失望、所有的孤独——都会在那一瞬间消失。像关掉一台电脑,屏幕黑了,风扇停了,所有的程序都不再运行。
我打开手机,看了看微信通讯录。一共有三百二十八个联系人。我翻了翻,想找一个可以打电话的人。
我妈?她会说:“早就叫你不要去上海,回来考个公务员多好。”然后她会哭,然后我会哭,然后她会说“没事的,回来吧”,然后我会说“好的”,然后我会回去,然后我会在小县城里找一个三千块的工作,然后相亲,然后结婚,然后生孩子,然后老去,然后死掉。那不是我要的生活。虽然我也不知道我要的是什么生活。
我爸?他已经有了新的家庭,后妈不喜欢他和我联系。上次我给他打电话,是后妈接的,她说:“你爸在洗澡,有什么事你跟我说。”我说没事,挂了。从此再没打过。
朋友?我有朋友吗?在上海八年,我交过很多朋友——同事、室友、饭搭子、健身搭子。但这些人一个个都离开了。有的回了老家,有的去了别的城市,有的结了婚就消失了。现在还在我微信列表里的,百分之八十的人我已经半年以上没有说过话了。
我没有可以打电话的人。
我放下手机,重新看向窗外。
风大了,吹得窗户吱呀作响。我把窗户推开更大一点,冷风涌进来,吹得我打了个哆嗦。我穿着单薄的睡衣,头发还是湿的,但我没有去拿外套。我只是坐在窗台上,感受着寒冷,像是某种仪式。
然后我做了决定。
不是突然做的决定,而是一个做了很久、终于说出口的决定。像是一颗种子在地下埋了三年,终于发了芽。我没有挣扎,没有犹豫,没有泪流满面。我只是从窗台上站起来,打开了窗户,把一只脚跨了出去。
窗外是十五米的虚空。风呼呼地吹,吹起我的头发。我坐在窗沿上,两只脚悬在外面,手抓着窗框。
我想起小时候,夏天在奶奶家的院子里,我爬到墙头上去摘石榴。那堵墙大概两米高,我站在上面,奶奶在下面喊:“小晚你下来!别摔了!”我说不怕,然后伸手去够那个最大最红的石榴。我够到了,石榴很大,一只手握不住,我把它抱在怀里,从墙上跳下来,膝盖磕在地上,破了皮,流了血。奶奶一边给我涂红药水一边骂我,我笑着把石榴掰开,给奶奶一半,自己一半。石榴很甜,籽是红色的,像一颗颗宝石。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松开了手。
下坠的过程很短,短到我来不及想任何事情。风从耳边呼啸而过,我的头发向上飞起来,像一面旗。我看到六楼的窗户越来越远,五楼的灯还亮着,四楼的阳台上有几盆枯萎的花,三楼的窗帘是蓝色的,二楼有人在吵架,一楼的地面越来越近。
然后一切都消失了。
我以为我会感受到剧烈的疼痛,但我没有。我只感受到一种巨大的、无边的寂静,像沉入了深海。没有声音,没有光,没有温度。只有黑暗,纯粹的、无限的黑暗。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是一秒,也许是一年。
然后我听到了一个声音。
不是说话的声音,而是一种更原始的声音——像是风声,又像是水声,又像是心跳声。那个声音在黑暗中回荡,越来越大,越来越近,直到它变成了一个完整的句子。
“此女命格奇异,死期未至,却魂归地府。不如送去那处,也算是天意。”
又一个声音,更苍老一些:“大梁朝?那不是——”
“正是。那里缺一个变数。送她去,是死是活,看她造化。”
“遵命。”
然后一道光劈开了黑暗。
我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猛地拽了起来,穿过一层又一层的虚空。我看到了云,看到了星星,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像漩涡一样的东西在旋转。我被卷入漩涡,身体在高速旋转中失去了重量,像一片被风吹起的落叶。
然后我撞到了什么。
很硬,很冷。
我的后脑勺传来一阵剧痛,真实的、剧烈的疼痛,和我在窗台上想象的那种疼痛完全不同。我的身体告诉我:你活着。活着的身体会疼,死去的不会。
我睁开眼睛。
入目的是一盏昏暗的油灯,豆大的火苗在风中摇曳,将周围的墙壁照得忽明忽暗。墙壁是青砖砌的,表面粗糙,有几道裂缝,缝隙里爬着不知名的虫子。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混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酸臭——像是多年没有洗过的衣服,又像是腐败的食物。
我躺在地上,身下是冰冷的石板。石板的缝隙里有水渍,渗透了我的衣服,后背凉得发僵。我试着动了动手指,能动;动了动脚趾,也能动。全身的骨头都在**,像是被人拆散了又重新组装了一遍。
“你醒了?”
一个声音从头顶传来,苍老而尖细,像指甲划过黑板。我费力地抬起头,看到一张脸——一张皱得像核桃的、惨白的、没有胡子的脸。那张脸凑得很近,近到我能看到他眼白里的血丝。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袍子,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帽子,帽子上缀着一颗绿色的珠子。
太监。我的脑子里蹦出这个词。不是因为我认出了什么,而是因为这个词像是被直接塞进了我的意识里,像是某种系统提示。
“我……在哪?”我的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的。
“浣衣局。”太监说,嘴角扯出一个难看的笑,“从今天起,你就是这里的宫女了。编号丙申三十九。记住了,你叫丙申三十九,不是什么阿猫阿狗。在这里,你没有名字,没有过去,没有未来。你只有一个身份——大梁皇宫最底层的、最卑贱的、随时可以被杖毙的浣衣宫女。”
大梁。浣衣局。宫女。
这些词像冰雹一样砸在我的脑袋上,砸得我头晕目眩。我想起了那个在黑暗中听到的声音——“大梁朝”。我穿越了。我跳楼了,然后穿越了,穿越到了一个叫大梁的古代王朝,成了一个浣衣局的宫女。
我想笑,但我笑不出来。因为那个太监接下来说的话让我的血液瞬间凝固了。
“你犯了什么事,咱家不管。但既然到了浣衣局,就得守浣衣局的规矩。”他从袖子里抽出一张泛黄的纸,展开,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他眯着眼睛看了看,然后说,“明天辰时,你要被杖毙。”
“什么?”我猛地坐起来,后脑勺的疼痛让我眼前一黑。
“杖毙,就是用棍子打死。”太监的语气平静得像在念菜单,“你之前的主子——丽嫔娘娘——昨日薨了。你是她宫里的人,按规矩,主子没了,贴身伺候的宫女要殉葬。你虽然不是贴身伺候的,但丽嫔娘娘生前最讨厌你,死前留了话,要你下去陪她。”
我张了张嘴,想说“这不合规矩”,想说“我是冤枉的”,想说“这不关我的事”——但我知道,在这个时代,在一个太监面前,在一个已经死了的嫔妃的遗愿面前,我说什么都没有用。
我看了看周围。这是一间很小的房间,没有窗户,只有一扇低矮的木门。角落里堆着一摞脏衣服,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味。墙上挂着一串刑具——皮鞭、铁链、夹棍——每一件上面都有暗红色的痕迹,那是干涸的血。
我看了看自己的手。手很小,手指纤细,皮肤白皙,指甲修剪得很整齐。这不是我的手,这是这具身体原来的主人的手。她大概十六七岁,瘦弱,苍白,看起来像一朵被风雨摧残过的花。她的记忆碎片开始涌入我的脑海——丽嫔的责骂、掌掴、罚跪、不许吃饭、不许睡觉——所有的画面像走马灯一样闪过。
这具身体的原主人,是被丽嫔活活折磨死的。而丽嫔死了,还要她陪葬。
我深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我在现代活了三十年,经历过裁员、分手、孤独、绝望,我学会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放弃思考的能力。越是绝望的时候,越要想。
“公公,”我开口,声音还是沙哑的,但多了一些东西——不是恐惧,而是某种我自己都没预料到的冷静,“有没有第三条路?”
太监挑了挑眉。那张核桃一样的脸上出现了第一种表情:意外。
“第三条路?”
“您刚才说,要么等着明天被杖毙,要么现在自己了断。这是两条路。但我问的是——有没有第三条路?”
太监盯着我看了几秒,然后发出一声尖细的笑。那笑声在潮湿的房间里回荡,像夜枭的啼鸣。
“有点意思。”他说,“丽嫔宫里的人,咱家见过不少,哭的、闹的、求饶的、吓傻的,你是第一个问‘第三条路’的。”他从袖子里又抽出一件东西——一把生锈的剪刀,扔在我面前。剪刀落在石板上,发出刺耳的金属声。
“第三条路也不是没有。东宫那位——昭阳公主,你知道吧?”
我搜索了一下脑子里原主人的记忆碎片。昭阳公主,大梁皇帝的长女,母亲是已故的孝贤皇后。据说她天资聪颖,三岁能诗,五岁能文,十岁就帮皇帝批阅奏折。但十三岁那年,她的母亲孝贤皇后突然暴毙,昭阳公主一夜之间疯了。她不再说话,不再见人,把自己关在东宫的寝殿里,整整三年。宫里的人都说她是“疯子公主”,连皇帝都放弃了她,只留了几个老太监看守,不让她跑出来丢人现眼。
“知道。”我说。
“那位公主最近……闹得厉害。之前伺候她的四个宫女,一个被打断了腿,一个被毁了容,一个跳了井,还有一个疯了。现在东宫那边缺人手,但没人敢去。”太监弯腰捡起那把剪刀,在手里掂了掂,“你要是愿意去,那是你自愿的,死了也怨不得别人。丽嫔那边,咱家可以帮你瞒过去,就说你畏罪自尽了,尸体扔去了乱葬岗。反正丽嫔已经死了,没人会追查一个卑贱宫女的去向。”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奇特的光——像是在看一个即将被扔进狼群的猎物,带着残忍的好奇。
“怎么样?是现在自己了断,干干净净?还是去东宫,说不定能多活几天?”
我看着他手里的剪刀,看着他身后的刑具,看着这间弥漫着死亡气息的房间。
我想起了上海的六楼窗户,想起了那个十五米的虚空,想起了风从耳边呼啸而过的声音。我已经死过一次了。我跳下去了。我以为一切都会结束,但命运没有放过我,它把我扔到了这里——一个比上海更残酷、更冷漠、更没有出路的世界。
但这次不一样。
在上海,我是一个普通人,没有背景,没有资源,没有特权,被裁员、被退租、被分手,连反抗的资格都没有。但在这里,我什么都没有,也什么都不是——恰恰因为如此,我反而自由了。我没有身份可以失去,没有名声可以败坏,没有未来可以担忧。我是一个已经被判了死刑的人,从明天开始,我活着的每一天都是赚的。
“我选第三条路。”我说。
太监的眼睛眯了起来。“去东宫?”
“去东宫。”
他笑了。这次的笑和之前不同,不是尖细的嘲笑,而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带着某种期待的笑。
“好。咱家倒要看看,你能活几天。”
他从地上捡起剪刀,收回袖子里,转身走向门口。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没有回头。
“对了,咱家姓李,是浣衣局的总管太监。你既然选了去东宫,从今往后,你的命就不是你的了。是昭阳公主的。她让你死,你就得死;她让你活,你就能活。”他顿了顿,“不过,她疯了三年的,大概率会让你死得很快。”
他拉开门,外面的光线涌进来,刺得我眯起了眼睛。我看到门外是一个院子,灰蒙蒙的天空下,几棵光秃秃的槐树在风中摇晃,地上铺满了枯叶。远处有一排低矮的平房,几个穿着灰色宫衣的女人蹲在水池边,低着头搓洗衣服。她们的动作整齐划一,像一群没有灵魂的木偶。
李公公迈步走出去,我挣扎着站起来,跟在他身后。我的腿在发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这具身体太虚弱了。她不知道多久没吃过一顿饱饭,整个人轻得像一片纸,风一吹就会倒。
我扶着墙,一步一步地挪出了那间弥漫着死亡气息的房间。
院子里,那些浣衣的宫女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些目光里有好奇、有同情、有麻木,还有一种我太熟悉的东西——绝望。她们的眼神和我在上海地铁里看到的那两千四百万人的眼神一模一样。空洞的、疲惫的、被生活榨干了所有的光的眼睛。
我看着她们,突然想:不管在哪个时代,底层的人都是一样的。被压榨,被践踏,被当成耗材,用完就扔。没有人会在乎一个宫女的死活,就像没有人会在乎一个被裁员的打工人的死活。
但这一次,我不想再做那个被扔掉的耗材了。
我跟着李公公穿过浣衣局的院子,走过一条长长的甬道,经过几道宫门,终于来到了东宫。
东宫在皇宫的东侧,占地很大,但看起来很荒凉。院墙上的朱漆剥落了,露出下面灰白的木料。门前的石狮子歪了,像是被人推倒过。院子里长满了杂草,一条石板路从门口延伸到正殿,石板上长满了青苔,走上去滑溜溜的。
正殿的门窗都关着,窗户上糊的纸已经破了好几个洞,风从洞里灌进去,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有人在哭。
李公公停在正殿门前,转身看着我。
“到了。从今天起,你就是昭阳公主的贴身宫女。你住西厢房,那里有床铺,有被褥,每天有人送饭。”他指了指院子角落的一口井,“那口井,就是之前那个宫女跳的。你最好离它远点。”
他从袖子里掏出一块木牌,递给我。木牌上刻着“东宫”两个字,下面有一行小字:“丙申三十九”。
“你的腰牌。在东宫范围内,你可以自由出入。出了东宫,没有我的允许,你哪儿都不能去。否则,杀无赦。”
我接过木牌,木牌很轻,但握在手里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像是握住了一条命。
李公公走了。他走得很快,像是怕多待一秒就会被东宫的“晦气”沾染。他的背影消失在甬道的尽头,那道宫门在风中吱呀一声关上了。
我站在院子里,手里攥着木牌,看着那扇紧闭的正殿门。
门后面,是一个疯了三年的公主。
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样子,不知道她会不会像之前那四个宫女一样——打断我的腿,毁了我的容,逼我跳井,或者把我逼疯。但我没有退路。这是我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
我深吸一口气,迈步走向正殿的门。
石板上的青苔很滑,我走得小心翼翼。走到门口的时候,我伸手推了一下门。
门没锁。吱呀一声开了。
殿内很暗,所有的窗户都被从里面封死了,只有门缝里透进来的几缕光线,在地上画出几条细长的亮线。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陈旧的、混合着墨香和灰尘的味道。我站了几秒钟,等眼睛适应了黑暗,然后看到了——
一个女孩坐在角落里。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中衣,长发散落在肩上,遮住了大半张脸。她的面前摊着一卷纸,手里握着一支笔,正在写字。光线很暗,但她写得很专注,好像完全不需要光就能看到纸上的字。
她的周围堆满了纸——地上、桌上、床上、窗台上——到处都是纸。有的纸上写满了字,有的纸上是画,画的是什么我看不清,只看到一团一团的墨迹,像是某种挣扎的痕迹。
她没有抬头,也没有说话。她只是继续写字,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那声音在空旷的大殿里回荡,像心跳。
“你是新来的?”她突然开口。
声音很轻,很细,像风吹过琴弦。没有疯癫,没有恐惧,没有愤怒。只是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是。”我说,“我是新来的宫女。”
“宫女。”她重复了一下这个词,然后笑了一声。那笑声很短,像是一声叹息。“你叫什么名字?”
“丙申三十九。”我说。
“不是那个。”她终于抬起头。
光线从门缝里照进来,落在她的脸上。我看到了她的脸——一张美得不像话的脸。鹅蛋脸,皮肤白得近乎透明,眉如远山,目若秋水,嘴唇没有血色,像是很久没有吃过东西。她的眼神很空,不是那种空洞的空,而是一种……看透了什么之后的空。
“我是说,你真正的名字。”她说。
我愣住了。真正的名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关心我叫什么。我是丙申三十九,一个可以被随时杖毙的宫女。但她问的是“你真正的名字”。
“苏晚。”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把真名告诉她,也许是因为她的眼神,也许是因为这间黑暗的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也许是因为——在那一刻,我觉得她是唯一一个会认真听我说话的人。
“苏晚。”她重复了一遍,像是在品尝这两个字的味道。“好听。”
她低下头,在纸上写了两个字。然后她把那张纸撕下来,朝我扔过来。纸在空中飘了一会儿,落在我脚边。我弯腰捡起来,看到上面写着两个字——苏晚。字迹清秀而有力,和这间黑暗的、疯癫的、充满死亡气息的房间完全不搭。
“这是你的名字。”她说,“从今天起,你不是丙申三十九,你是苏晚。”
我握着那张纸,手指微微发抖。
在这个世界上,我是一个没有名字、没有身份、没有过去的宫女。明天可能就会死,后天就会被忘记。但她给了我的名字——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名字。
我把那张纸小心地折好,放进怀里。
“公主,”我说,“您为什么要把之前的宫女……”
“打死?毁容?逼跳井?”她接过了我的话,语气依然很平静,像在说今天的天气。“你过来看。”
她指了指她面前的那堆纸。我走过去,蹲下来,借着微弱的光线看那些纸。
纸上写满了字,但那些字不是正常的字,而是一个一个被反复涂改、划掉、重写的字。每一个字都被写了至少十几遍,有的甚至被写了上百遍,纸被笔尖戳破了,墨迹洇开,变成一团一团的黑色。
我仔细辨认了一下那些字。
“放我出去。”
“我不是疯子。”
“父皇,求您见我一面。”
“母后,您为什么死了?”
“我不想活了。”
“杀了我。”
每一张纸上都写着类似的句子,一遍又一遍,像是某种强迫症的仪式。那些被划掉的字、被戳破的纸、被墨水浸透的痕迹——都是一个人三年的绝望。
我抬起头,看着昭阳公主。
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她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让我想起了自己在天台上那一刻的心情。那不是悲伤,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更深的东西——一种被全世界抛弃之后,连自己都抛弃了自己的空洞。
“那些宫女,”她说,“不是被我打死的。是她们自己害怕我,想逃出去,结果被门口的侍卫打死的。那个毁容的,是她自己拿剪刀划的,因为她说‘毁了容就不用伺候疯子了’。那个跳井的,是因为她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侍卫,她怕被发现,就跳了。”
她顿了顿。
“我不疯。我只是不想说话。三年了,没有人相信我不疯。连我父皇都不信。所以他把我关在这里,派侍卫守着门,不让我出去。他说等我‘好了’再放我出去。但什么是‘好了’?乖乖嫁人,做一个乖巧的公主,给皇家挣面子?那不是‘好了’,那是‘死了’。”
她看着我,那双空洞的眼睛里突然有了一丝光。
“你相信我吗?”
我看着她,看着她周围的那些纸,看着她三年的挣扎和绝望。我看到了我自己。那个在上海的出租屋里,坐在窗台上,看着楼下的地面,想着“跳下去一切就结束了”的自己。
“我相信你。”我说。
她的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而是一种更微妙的东西——像是冰面下有什么东西在融化,但还没有完全化开。
“你为什么相信我?”她问。
“因为我也被人当成过疯子。”
她沉默了。
窗外的风吹进来,吹动了地上的纸,那些写满了“放我出去”“我不是疯子”的纸像蝴蝶一样飞起来,在空中旋转,然后缓缓落下。
我站在纸雨中,看着昭阳公主。
她的长发被风吹起,露出完整的脸。那张脸上,三年来的第一次,有了一个表情。不是愤怒,不是悲伤,不是绝望——而是一种小心翼翼的、脆弱的、像刚发芽的种子一样的——希望。
“你叫什么名字?”她又问了一遍。
“苏晚。”
“苏晚,”她说,“你知道你为什么能活着走进这间屋子吗?”
“因为我想活。”
“不对。”她摇了摇头,“因为我想让你活。”
我愣了一下。
“之前的四个宫女,都是我故意赶走的。我知道她们会死,但我还是那么做了。因为我不相信任何人。我以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理解我。”她顿了顿,“但你不一样。你进来的时候,看我的眼神不是害怕,不是同情,不是好奇——你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照镜子。”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你也在什么地方被人关起来过,对不对?”她问,“你也被人当成疯子过,对不对?你也想过死,对不对?”
我说不出话来。
她伸出手,那只手很小,手指纤细,指甲修剪得很整齐。她在等我。
我看着她的手,想起了在上海的天台上,我松开了抓着窗框的手。那一次,我选择了放手。这一次,我选择抓住。
我握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很凉,但握得很紧。
“公主,”我说,“我会帮你出去的。”
“叫我昭阳。”她说,“在这里,你不是宫女,我不是公主。你是苏晚,我是昭阳。我们是——”
她没有说完。但我知道她想说什么。
我们是同类。
那天晚上,我睡在东宫西厢房的床上。床很硬,被褥有一股霉味,枕头是一块木头,硬邦邦的。但我睡得很好。这是我在上海失眠三个月以来,第一次睡了一个完整的觉。
不是因为床舒服,而是因为——我终于不是一个人了。
第二章第一步:活下去
第二天早上,我被一阵敲门声惊醒。
“苏晚!苏晚!”
是昭阳的声音。我猛地坐起来,脑袋撞到了床架,疼得我龇牙咧嘴。我揉了揉脑袋,跳下床,光脚踩在冰凉的石板上,跑到门口拉开门。
昭阳站在门外,穿着一件白色的中衣,头发还是散着的,但她整个人看起来和昨天完全不一样了。她的眼睛里有光了,不是那种微弱的、小心翼翼的、试探性的光,而是一种明亮的、确定的、像是某种决心在燃烧的光。
“苏晚,我想到了!”她抓住我的手,“我想到怎么出去了!”
“怎么出去?”我揉了揉眼睛,脑子还没完全清醒。
“你听我说。”她把我拉进屋里,关上门,拉着我坐到床边。她从袖子里掏出一张纸,展开,上面画了一张地图——不是普通的地图,而是皇宫的地图。每一道门、每一条路、每一处守卫的位置,都标得清清楚楚。
“这是我在三年前画的。”她说,“那时候我刚被关起来,我每天都在想怎么逃出去。我画了这张地图,研究了每一条可能的路线。但后来我发现,光靠我自己是出不去的。因为出东宫的门需要腰牌,而我的腰牌被我父皇收走了。”
她指着地图上东宫的大门。“门口有四个侍卫,轮流值守,每两个时辰换一班。换班的时候,会有大概半分钟的空档,两个侍卫离开,两个侍卫还没到位。如果在这个空档里,有人能帮我引开剩下那两个侍卫的注意力,我就可以从这扇侧门溜出去。”
她的手指移到地图上一个很小的门。“这扇侧门通向御花园,御花园有一道小门通向外宫,外宫有一道门通向宫墙外的街道。只要出了宫墙,我就自由了。”
我看着她画的地图,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标注,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感觉。一个十三岁的女孩,被自己的父亲关起来,没有人相信她,没有人帮她,她只能靠自己,画出这张地图,研究每一条路线,计算每一个时间点。她不是疯子,她是一个被困在笼子里的、聪明绝顶的、绝望的女孩。
“但是有一个问题。”昭阳的声音低了下去,“我没有腰牌,出不了东宫的大门。即使我溜出了侧门,到了御花园,如果被巡逻的侍卫发现,我一样会被抓回来。而且——如果他们发现我逃跑了,他们可能会杀了我。”
“不会的,”我说,“你是公主,他们不敢。”
昭阳苦笑了一下。“你以为‘公主’这个身份有什么用?在我父皇眼里,我不过是一个政治工具。活着的时候用来联姻,死了的时候用来博取同情。如果我逃跑,让皇室蒙羞,他们不会杀我——他们会把我关得更深,更严,更久。也许一辈子。”
她看着地图,沉默了一会儿。
“所以我需要一个人,在外面接应我。这个人要有腰牌,能自由出入皇宫;这个人要足够聪明,能帮我避开巡逻的侍卫;这个人要足够忠诚,不会出卖我。”她抬起头,看着我,“这个人,我找了三年,没找到。”
“现在找到了?”我问。
她看着我,嘴角微微上扬。
“现在找到了。”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一个浣衣局来的宫女,只有一个东宫的腰牌,出了东宫就哪儿也去不了。我有什么能力帮她逃出去?
但我知道,我不能说“不”。不是因为她是公主,而是因为——她是第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把我当人看的人。她给了我名字,她相信我,她需要我。
“好。”我说,“我帮你。但我需要时间。”
“多长时间?”
“不知道。但我保证,在你十八岁之前,我一定带你离开这里。”
“十八岁?”她算了一下,“还有两年。”
“两年够了。”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动。然后她伸出手,小指勾住了我的小指。
“拉钩。”她说。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拉钩。”
我们的小指勾在一起,在晨光中摇晃。窗外的风停了,院子里的枯叶不再飘动,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一瞬,像是在见证这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但对我们来说无比重要的约定。
从那天起,我开始了两年的准备。
第一步,活下去。
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在大梁皇宫里,对于一个最底层的宫女来说,“活下去”是一件需要每天努力的事情。你可能因为说错一句话被打死,因为做错一件事被贬去辛者库,因为得罪了某个有权势的太监或宫女而被悄无声息地消失。
我需要在这个吃人的系统里找到自己的生存法则。
我开始观察。
观察东宫的侍卫换班的时间、路线、规律。观察送饭的小太监每天几点来、走哪条路、会不会在路上停留。观察打扫院子的老宫女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有没有什么习惯。
我开始记录。
没有纸笔,我就用脑子记。我的记忆力在上海的时候就很强,到了这个世界,也许是穿越带来的某种副作用,我的记忆力变得更加惊人。我看过的东西、听过的话、经历过的事,都能记得清清楚楚,像是刻在了脑子里。
我开始学习。
学习这个世界的语言、礼仪、规矩。虽然我能听懂他们说话,但很多词汇和用法和现代完全不同。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把大梁皇宫的“生存手册”摸了个透——哪些地方可以去,哪些地方不能去;哪些人可以得罪,哪些人绝对不能得罪;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说了就是死。
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在这个世界里,权力就是一切。
皇帝有绝对的权力,他想让谁死谁就得死。皇后有仅次于皇帝的权力,她能决定一个宫女的命运。贵妃、嫔妃、贵人、常在、答应——每一个等级都对应着不同的权力。太监也有权力,尤其是那些总管太监,他们掌握着宫女和低等太监的生杀大权。
而我,一个浣衣局来的宫女,在这个权力金字塔里,处在最最最底层。我连“答应”都不如。答应好歹是皇帝的女人,有品级,有俸禄,有太监伺候。我什么都没有。我甚至不能算一个人,我只是一个“东西”,一个可以被随意处置的物件。
但权力是可以被改变的。
我在现代做了八年的打工人,最擅长的就是在一个充满规则和潜规则的系统里找到缝隙,然后钻进去。大梁皇宫和现代公司没有本质区别——都是金字塔结构,都有明规则和潜规则,都需要站队,都需要讨好上面的人,都需要防着下面的人。唯一的区别是,在公司里被裁员最多是失业,在这里被“裁员”就是死。
所以我要更加小心。
我花了半年的时间,在东宫站稳了脚跟。
我用现代的管理知识,把东宫的日常事务重新梳理了一遍。之前东宫没有人管事,送来的饭菜经常是凉的、馊的,被褥没有人洗,院子没有人扫,昭阳的换洗衣服堆了三个月没有人管。我用最笨的办法——自己做。我每天早起一个时辰,把院子扫干净;中午趁侍卫换班的空档,去浣衣局把自己的衣服和昭阳的衣服洗了;晚上在昭阳睡了之后,把第二天的计划列好。
慢慢地,东宫变了。院子干净了,饭菜是热的了,昭阳穿上了干净的衣服。连门口的侍卫都注意到了变化,开始对这个“新来的宫女”另眼相看。
我没有就此满足。我开始建立自己的信息网络。
送饭的小太监叫小顺子,十六岁,人很机灵,但胆小。我每次从他手里接过食盒的时候,都会多给他一个铜板——那是昭阳偷偷给我的私房钱,不多,但足够让小顺子觉得“这个宫女懂规矩”。一个月后,小顺子开始主动跟我聊天,告诉我哪个宫的太监升了职,哪个宫的宫女被罚了,哪个妃子最近得了宠。
打扫院子的老宫女叫赵嬷嬷,五十多岁,在东宫干了二十年。她见过三任公主,两任皇后,一任皇帝。她知道这个皇宫里所有的秘密,但从来不主动说。我花了很多时间陪她聊天,听她说过去的事,偶尔插一句话。慢慢地,她开始信任我,告诉我一些“不能说出去”的事。
侍卫里有一个叫周恒的,二十出头,长得端正,话不多,但眼睛很亮。他是东宫侍卫里最年轻的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会对我点头致意的人。我没有刻意接近他,只是每次经过的时候会对他微笑。三个月后,他主动跟我说话了。
“你叫苏晚?”他问。
“是。”
“你和其他宫女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你不怕。”
他说的没错。我不怕。不是因为我勇敢,而是因为我已经死过一次了。一个死过的人,还有什么好怕的?
半年后,我的信息网络已经覆盖了东宫、浣衣局、御膳房、太医院,甚至渗透到了几个妃子的宫里。我知道
小说《浮生一夜梦》 浮生一夜梦第2章 试读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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