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石镇在秦岭南坡的一条褶子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河。镇子不大，一条街从东头走到西头，抽烟的功夫也就到了。街面上铺子不少，卖布的、卖药的、打铁的、剃头的，可要说哪家的门脸最老、招牌最硬，那还得是街心偏东的”厚丰粮行”。
厚丰粮行的门脸是青砖砌的，门楣上那三个字据说是前清一个举人写的，笔力遒劲，一百年风吹雨打也没磨去几分气势。门脸里面是个大堂，堂上摆着一溜儿木柜，柜里分着麦、黍、粟、豆，各有各的格子。柜台后面靠着墙的是一架老梯，梯顶上有阁楼，阁楼上存粮。粮行后头有个院子，院子里一口石井，井边晒着笸箩。院角有一棵老槐树，树身要两个人合抱，夏天遮出好大一片阴凉，树下搁着一条石凳，是等买粮的人歇脚用的。
最要紧的是柜台右上角挂着的那个东西——一杆秤。
那秤是老秤，黄花梨的秤杆，杆上刻着星，铜皮包着两头，秤砣是生铁的，磨得发亮。这秤在厚丰粮行挂了三代人，比镇上活着的最年长的人岁数都大。据说这秤是周家开山祖从外地请秤匠专门打的，花了一石粮的工钱。那时候一石粮够一家人吃半年，可见这秤在周家人心里的分量。
掌柜的叫周德厚，二十六岁，去年冬天刚接过他爹周守正的班。德厚长得像他爹，高个子，宽肩膀，一张长方脸，眉毛浓，眼睛不大但亮，看人的时候不躲不闪，透着股正劲儿。他话不多，做事利索，镇上人说他是”闷葫芦里装实货”。
周守正操劳了一辈子，六十岁上咳血，拖了一个冬天，没熬过来。临走那天夜里，他把德厚叫到床前，别的也没多说，就指着墙上那杆秤，说了句：”秤平则心安。”
德厚跪在床前，点了头。
周守正又说：”厚丰的粮，不掺沙，不少两，不趁灾涨价。这是你爷爷定下的规矩，破不得。”
德厚又点了头。
周守正这才闭上眼。他走得很安静，像一盏油灯烧到了最后一滴油，火苗晃了两下，灭了。
守灵那夜，德厚把那杆秤取下来，在灯下看了很久。秤杆上有年深日久的汗渍，那是他爹的手摩出来的。他想起小时候，他爹每天早上开门第一件事，就是把秤取下来，用干净的棉布擦一遍，再挂回去。日日如此，从不间断。有一回他小时候不懂事，拿秤杆当棍子耍，被他爹狠狠打了一巴掌——那是他爹唯一一次打他。
“秤是粮行的根，”他爹说，”根不能坏。”
德厚把秤挂回原处，点了一炷香，给他爹磕了三个头。
第二年开春，他就正式当上了厚丰粮行的掌柜。
厚丰粮行的规矩，镇上人没有不知道的。
头一条，粮不掺假。别家粮行在麦子里掺沙土，在小米里掺糠皮，厚丰从来不干。有人教过周守正，说往麦子里拌两成沙，一石粮能多卖半石的钱，周守正笑了笑，没搭理。那人又说：”你这不是做生意，是做善事。”周守正说：”卖粮的掺沙，跟卖水的兑泥有什么区别？你要喝兑泥的水吗？”那人没话说了。
第二条，秤不少两。厚丰的秤准，在镇上是出了名的。有人专程拿自家的秤来比对，发现厚丰的秤非但不少，反而有时候还稍微多一点——当然，这”多一点”很细微，不细看察觉不出。有人问周守正是怎么回事，周守正摆摆手说：”秤老了，不灵光了，多点少点正常。”这话说了几十年，谁也没深究。
第三条，不趁灾涨价。这条最难得。年景好的时候，粮价随行就市，厚丰卖得比别人略便宜一点，薄利多销。遇到灾年，旁家粮行翻着跟头往上涨，厚丰最多涨一成，有时候干脆不涨。
就因为这三条规矩，厚丰粮行的生意一直不算最好——利润太薄了。但周守正不在乎，他说：”开粮行不是开金矿，饿不着就行。”又说过：”人这一辈子，吃多少粮是有定数的。你多赚的那些，说到底是从别人嘴里抠出来的，早晚得还。”
德厚接手以后，头几个月还算太平。春播时种子卖得好，夏收前口粮也走量，进项虽不多，养活他和伙计老陈够用了。德厚想着，照这么干下去，厚丰再撑三代人也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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