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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我想用跳河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可是却被雷击身亡。不管何种方式，

我也算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不出意外的情况，我重生了。重生在我十二岁的那年，

也就是公元2001年。我花了整整三天，才接受了这个事实。镜子里是一张稚嫩的脸，

皮肤因为常年在外疯跑晒得黝黑，头发乱糟糟的，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白校服。这是我，

十二岁的陈路，一个刚上初一的农村娃。我用力掐了一下大腿，疼得龇牙咧嘴。不是梦。

2001年，这个年份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意味着申奥成功、加入WTO，

意味着一个崭新世纪的开始。但对我家来说，

这一年还有另一层意义——我爹陈卫国正窝在院子里修那辆二八大杠，嘴里骂骂咧咧，

嫌链条又掉了。我妈李秀兰在厨房里忙活，灶台上的铁锅冒着白气，煮的是红薯稀饭。

再过三年，也就是2004年秋天，我爹会在给人送货的路上出车祸，右腿高位截瘫。

那之后，我妈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白天在镇上工厂干活，晚上回来给人缝衣服，

四十岁的人看起来像六十岁。我上高中的学费是借遍了亲戚凑的，

上大学更是靠助学贷款和打零工勉强撑过去的。毕业以后一头扎进工地，干了七八年，

攒了点钱开了个小店，结果疫情三年全赔光了，还欠了二十多万的外债。债主天天堵门，

女朋友跑了，朋友借遍了也借不到一分钱。那段时间我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得活着真没意思，

不如死了算了。所以那个雷雨交加的夜晚，我站到了桥上。可老天爷没让我死成，

一道雷把我劈回了十二岁。行，既然老天爷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

这辈子我要是再活得那么窝囊，就真对不起这道雷了。我蹲在院子里，

一边帮我爹扶着自行车，一边在脑子里飞速盘算。2001年能干什么赚钱？这个年代，

改革开放已经搞了二十多年，但农村和城市的差距大得离谱。我家所在的这个小镇，

大部分人还在种地，少数人在镇上做点小买卖。我爹就是后者，他有一辆破三轮，

平时给人拉拉货、送送粮食，一个月能挣个三四百块钱，在村里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可我上辈子见过太多了。我知道再过几年房价会涨上天，

知道互联网会彻底改变所有人的生活，知道比特币会从几分钱涨到几万美元，

知道茅台股票会翻几百倍。问题是，我现在兜里连五毛钱都没有。我琢磨了半天，

觉得得先解决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本金。没有本金，再多的先知也没用。“爹，

”我松开自行车，“你说咱们镇上收废品那个王老头，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我爹抬头看了我一眼，大概是没想到一个十二岁的娃会问这种问题。

“你管人家挣多少干啥？好好读你的书。”“我就是好奇。”“一个月两三百吧，

好的时候能有三四百。”我爹嘀咕了一句，又低头修车去了。两三百。

我爹累死累活拉货一个月也就这个数。而且收废品这个活儿，门槛低，不需要什么本钱，

唯一需要的就是一辆三轮车和一把秤。说干就干。第二天放学以后，

我没跟往常一样和村里几个小子去河边摸鱼，而是一个人跑到镇上的废品收购站门口蹲着。

蹲了两天，我差不多把行情摸清了：废铁两毛五一斤，废纸一毛二，塑料瓶五分钱一个，

废铜最值钱，能卖到八毛到一块。第三天，我找我妈要了两个蛇皮袋，开始沿着村道捡破烂。

说实话，刚开始是真拉不下这个脸。虽然我身体是十二岁，但灵魂是个三十多岁的大老爷们，

背着个蛇皮袋在路边翻垃圾桶，那种羞耻感是真的。尤其是碰到同学的时候，

我恨不得把脑袋埋到地底下去。“陈路你干嘛呢？”班上一个叫刘小伟的小子骑车经过，

看见我在翻路边的垃圾堆，惊讶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找东西。

”我含糊地应了一声。“找啥啊？那都是垃圾！”“你管我，你走你的。

”刘小伟摇着头走了，估计觉得我脑子有问题。我在心里跟自己说：忍一忍，丢人就丢人，

能赚到钱就行。上辈子我在工地上搬砖、在餐馆里端盘子、被人追债追得满街跑的时候，

什么脸面早就丢光了。这点算什么？头一个星期，我捡了两袋塑料瓶和一捆废纸，

拿到王老头那儿卖了，得了三块七毛钱。三块七。在2001年对一个农村孩子来说，

已经不算少了。学校门口的小卖部里，一毛钱能买两颗水果糖，五毛钱能买一包辣条。

我攥着那三块七，没舍得花，回家藏在枕头底下。接下来一个月，我放学以后就到处捡。

星期天更是起早贪黑，跑遍了方圆三里地的所有村子。

我发现捡废品也是有门道的——路边随手捡的都是小头，真正的大头是各家的废品。

谁家拆房子会有废铁，谁家办酒席会有大量的塑料瓶和纸箱，这些信息才值钱。

我开始有意识地打听，见人就喊叔喊婶，嘴巴甜得不得了。“婶，

你家上次办酒剩的那些瓶子还有吗？我帮你收走吧。”“叔，你家那个破自行车还要不要？

不要的话我帮你处理了。”大人们觉得这娃挺勤快，也不嫌脏，大多都愿意把废品给我。

有些婶子看我一个小孩子不容易，直接就说“送你了”，连钱都不要。第二个月，

我挣了二十八块。第三个月，我把业务拓展到了隔壁两个村，挣了五十五块。到了第四个月，

也就是2001年的冬天，我的枕头底下已经攒了将近两百块钱。

这两百块钱我没告诉任何人，包括我爹我妈。我太清楚我爹的脾气了，

要是让他知道我不好好读书，放学去捡破烂，非得拿皮带抽我不可。就算不抽我，

这钱多半也会被他收走，拿去打牌或者买烟。我倒不是不孝顺，只是上辈子的经验告诉我，

有时候该藏的钱得藏，特别是当你有一个不太靠谱的爹的时候。说起来，

上辈子我爹出车祸是在2004年秋天，具体是哪一天我记不太清了，

只记得是收稻子的时候。那天他接了一单活，帮镇上粮站的刘经理送一批货到县城，

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在国道的一个拐弯处被一辆大货车从侧面撞了。

三轮车整个翻进了路边的沟里，我爹被压在车底下，右腿粉碎性骨折。

送去医院的时候已经晚了，只能截肢。那之后，我爹整个人就变了。

一个原本就不怎么着家的人，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整天坐在轮椅上发呆，

有时候一整天不说一句话。我妈要照顾他，要挣钱养家，还要供我读书，那几年老得特别快。

我这辈子回来，第一件事就是要阻止那场车祸。当然，光靠捡废品攒的那点钱还远远不够。

我需要更多的钱，需要在我爹出事之前把家里的经济状况彻底扭转过来。这样就算他受了伤，

也不至于因为没钱治疗而截肢。2002年春节过后，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揣着自己攒的这两百块钱，去找了镇上一个叫赵德胜的人。

赵德胜是我们镇上最早做“生意”的人。他在镇中心租了一个门面，卖一些日用品，

同时也收售二手家电。这个人脑子活，路子广，

镇上谁家想买个便宜的二手电视机、二手洗衣机，都找他。

他甚至还搞了个“分期付款”的模式，一台五百块的旧电视，首付一百就能搬走，

剩下的每个月还五十。这种模式在2002年的农村是非常超前的，所以他的生意好得不行。

我找赵德胜，不是为了买东西，而是想跟他合作。“赵叔，”我站在他店门口，背着书包，

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校服，“我有个生意想跟你谈谈。”赵德胜正在门口拆一台旧收音机，

闻言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然后笑了。“你是哪家的娃？几岁了？找我谈生意？

”“陈卫国家的，今年十三。”“陈卫国的娃？”赵德胜倒是认识我爹，“你不好好读书，

找我谈什么生意？”“我有两百块钱，”我把钱从兜里掏出来，放在他的工作台上，

“我想让你帮我进货。”赵德胜愣了一下，放下手里的螺丝刀，

拿起那叠皱巴巴的钞票看了看。有零有整，最大面额是十块的，看得出来是攒了很久的。

“你哪来这么多钱？”“自己挣的。”“你一个娃，怎么挣的？”“捡废品。

”赵德胜挑了挑眉毛，大概是没想到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能靠着捡废品攒下两百块。

他重新打量了我一眼，目光变得认真了一些。“你想进什么货？”“鞭炮，”我说，

“就快过年了，镇上卖鞭炮的就一家，贵得要死。

我知道隔壁张集镇的鞭炮比咱们这儿便宜三成。”这是一个真实的信息差。

我们镇只有一家鞭炮店，卖得贵，而隔壁张集镇的鞭炮批发市场是全县最大的，价格低很多。

但因为交通不便，加上大部分人懒得跑那十几里路，所以这个差价一直存在。

上辈子我在镇上打工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件事，但那时候没资金、没渠道，只能看着别人赚钱。

赵德胜沉默了一会儿，把那两百块钱还给了我。“娃，你这个主意是不错，

但是两百块的货太少了，挣不了几个钱。这样，我出一千，你出两百，咱们合伙。货我去进，

卖你来卖。卖出去以后，利润对半分。”“不行，”我摇头，“你出钱进货，我负责卖。

但利润我要六成。”“……你一个小娃，心还挺大。”“赵叔，你进货就是跑一趟的事，

我可是要在街上蹲好几天卖的。而且我的信息值钱，对不对？”赵德胜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

然后笑了。他笑得很大声，笑得旁边修自行车的周师傅都抬头往这边看。“陈卫国家的娃，

”他一边笑一边摇头，“你这小脑瓜是怎么长的？行，就按你说的，我进货，你卖，

利润**分，你六我四。”就这样，我拿着两百块钱的本金，搭上了赵德胜这条线。

赵德胜当天下午就开着他那辆破面包车去了张集镇，拉回来满满一车的鞭炮和烟花，

大大小小有十几个品种。

加上他自己添的一些年货——瓜子花生糖果什么的——货值一共一千二。

我在镇中心最热闹的十字路口支了个摊。说实话，我一个十三岁的孩子站在街上卖东西，

起初确实有点别扭。但是当第一个客人过来问价、我熟练地报出价格、对方干脆地掏钱之后，

那种别扭感很快就消失了。上辈子**销售的时候，什么难缠的客户没见过？

这会儿面对一群农村大爷大妈，根本就是降维打击。“婶，这个鞭炮咱们比隔壁便宜五毛！

你去看看他们家，一模一样的卖三块五，我就是三块，不信你去问！”“大爷，

这个烟花您买回去，年三十晚上放，保管您孙子高兴。您想想，全村就您家有这么大的烟花，

多有面子！”“阿姨您别走，您买两份我给您打九折，回头您觉得好再给我介绍个邻居来，

我再送您一包瓜子！”我嘴皮子溜得赵德胜在旁边都看呆了。

他本来以为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卖东西会怯场，没想到我不但不怯，还比大人都会吆喝，

甚至还无师自通地搞起了促销。除夕前三天，货全部卖完了。算账的时候，

赵德胜的烟都忘了弹灰，看着账本上的数字直发愣。我们一共出了一千二的货，

卖了将近两千，利润将近八百。按**分，我能拿四百八。四百八，加上我原来的本金两百，

总计六百八。在2002年的农村，六百八十块钱是什么概念？

我爹拉一个月的货也就挣三四百。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五六百。

赵德胜数出四百八递给我的时候，表情非常复杂。“你这娃，以后别读书了，跟**算了。

”“赵叔，书还是要读的。”我接过钱，认真数了一遍，抽出二十块塞回给他。

“这二十块请您吃顿饭，谢谢您信我。”赵德胜看了看手里的二十块，又看了看我，

眼神变得不一样了。如果说之前他看我像看一个机灵的小孩，那现在他看我的眼神，

已经带着一种看“合伙人”的意思了。“你娃将来不得了。”他说。回到家，

我把那六百八十块钱用塑料布裹了三层，藏在了我床底下的墙洞里。

这个墙洞是上辈子我藏东西的地方，除了我没人知道。

然后我照常吃饭、写作业、帮我妈干活，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初二下学期，

也就是2002年的上半年，我又和赵德胜合作了几次。

春天的风筝、夏天的凉席和电扇、中秋节的月饼，什么东西有差价我就卖什么。

到了2002年底，我藏在墙洞里的钱已经超过了两千块。两千块，

在当年够我家半年的生活费了。但这还不够，远远不够。我爹出事的那年，

光是住院费就花了三万多，最后因为没钱，只能选截肢。如果这辈子要保住他的腿，

我需要至少五万块。光靠倒买倒卖是不够的。我需要更大的买卖。2003年初，

一个机会来了。我们镇上有个叫老孙头的人，家里有一批“古董”。说是古董，

其实就是一些老物件——几枚银元、两个旧瓷器、一些老版人民币和粮票。

老孙头的儿子在城里买了房，要接他去城里住，他想把这些东西变现。老孙头到处找人看货，

但镇上没人识货，也没人愿意出高价。有人出五百，有人出八百，老孙头都不卖，

说最少要三千。这事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我心跳漏了一拍。因为我知道，

那些东西里有两枚银元，是光绪年间造的“光绪元宝”，品相极好。上辈子，

这两枚银元在2010年左右被一个收藏家收走，成交价是十二万。当然，

那是2010年的价格。在2003年，银元市场还没有被完全炒作起来。但即便如此，

这两枚银元拿到城里去卖，至少也值个两三千一枚。也就是说，光是这两枚银元，

价值就超过了老孙头的要价。问题是，我只有两千多块，还差一点。我又去找了赵德胜。

“赵叔，老孙头那批货，你能借我一千不？”赵德胜现在对我已经见怪不怪了。

“你又要搞什么？”“他那批东西里有两枚银元，拿到城里能卖大价钱。”“你懂银元？

”“我看了书，懂一点。”我撒了个谎。其实我是上辈子在一个收藏节目里看到的，

但这话没法跟他说。“你不怕看走眼？”“看走眼了我认。借我一千，三个月还你，

加一百利息。”赵德胜抽了半根烟，最后还是点了头。“行，我信你一回。但是丑话说前头，

你要是赔了，得给我白干半年来抵债。”“没问题。”我拿着三千块钱找到老孙头的时候，

老头又惊又喜。喜的是终于有人出到了他要的价，惊的是出价的居然是个十四岁的孩子。

“你一个小娃，哪来这么多钱？”“跟我叔合伙的，孙爷爷您放心，钱是真的。

”老孙头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点了头。大概是他急着走，也没工夫细究了。东西到手后，

我让赵德胜开车带我去了市里的古玩市场。在2003年，古玩市场虽然不像后来那么火热，

但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我把两枚银元拿出来给几个摊主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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