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岁程实完整版在线阅读(主角ss江辰 ) （ss江辰 ）小说全集免费在线阅读

我六岁那年偷吃了弟弟一块奶糖，被我爸用烟头在脚底烫了三个疤。

他用拇指把烟头按灭在我脚心的时候，

语气平静得像在教我做算术题——“偷东西就得长记性。记住了没有？”我疼得浑身抽搐，

眼泪和鼻涕糊了一脸，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记住了。”他把烟头丢进痰盂里，

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烟灰，低头看着蜷在地上的我说：“你不用恨我。我养你，

你就得听我的。等你大了你就懂了。”我没忘。他对我做过的每一件事，说过的每一个字，

我都记得。我用了二十六年等一个机会，把那三个字原封不动地还给他。四十二岁那年，

他因为糖尿病足开始截肢。从脚趾开始，然后是前脚掌，然后是整只左脚，

然后是小腿——前前后后六次手术，每一次都比上一次切掉更多。第六次手术前夜，

他躺在病床上，用那双浑浊的眼睛看着我，

问了一个他这辈子从来没问过的问题：“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我把他最爱吃的红富士苹果削好，切成小兔子的形状放在盘子里，端到他面前，

用他当年一模一样的语气说了三个字。“我养你。”他没有听懂。但他很快就会懂。

他会用他余下所有的时间，来懂这三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一、烟疤与奶糖我叫程落。

程是我爸的姓，落是落地的落。我后来问过我妈，为什么要给我取名叫“落”。

她那会儿正在厨房里剁猪草，菜刀落在砧板上的声音又闷又重，像有人在地板下面敲鼓。

她头也没抬，用那种不带任何感情的声音说：“你爸起的。你出生那天他打牌输了钱，

回来看到又是个丫头，说‘又落了个空’。”又落了个空。所以我叫程落。

我的人生从他输钱那天晚上开始，就被定义成了一场落空。

我们家在镇上老街尽头一栋自建的二层红砖房里，一楼是门面，

开着一家永远没什么生意的杂货铺。

货架上摆着过期的酱油、受潮的盐、包装袋褪色到看不清生产日期的方便面。我妈守着铺子，

我爸在镇上的水泥厂当搬运工，一个月挣的钱还不够他打牌输的零头。我三岁那年，

弟弟出生了。他叫程实，诚实的实。我爸起的。他说“儿子得实实在在的”，不像丫头，

“落了个空”。程实满月那天，我爸在门口放了一挂两千响的鞭炮，红色的纸屑炸了半条街。

他把弟弟抱到杂货铺门口，每一个路过的邻居都要被他叫住——“看看我儿子。

”他笑的时候露出一排被烟熏黄的牙，眼角的皱纹堆在一起，像一块被揉皱的旧报纸。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我爸笑。

也是在那一刻我才隐约意识到一个三岁孩子不该理解的事——他不是不会笑。

他只是不对我笑。程实从小被捧在手心里长大。

他喝的奶粉是我妈走三公里路去镇上超市买的进口货，我喝的是米汤。

他玩的玩具是我爸从县城百货大楼带回来的遥控汽车，

我玩的是邻居家小孩不要了的断腿芭比娃娃。他哭一声，

全家人都围上去哄；我摔倒了磕破膝盖，我爸坐在门口抽烟，眼皮都不抬一下。

但这些都不算什么。真正让我记住一辈子的，是六岁那年夏天。那天是程实的三岁生日。

我爸破天荒地没去打牌，中午从厂里回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一袋大白兔奶糖，

就是那种白色包装纸上印着一只蓝色兔子的奶糖，镇上供销社卖五毛钱一袋，

平时我们家从来不买这种东西。他把糖放在桌上，对我妈说：“给实实过生日用的，你收好。

别让丫头偷吃了。”我妈把糖放进了碗柜最上面那层。我站在厨房门口，

看那袋糖的位置——碗柜顶上，我踮起脚也够不着。那天下午，程实午睡醒了，

我妈给他剥了一颗糖。他含在嘴里吃了半颗，剩下半颗黏糊糊地吐在地上，说“太甜了，

不好吃”。然后跑出去跟邻居家小孩玩泥巴了。我蹲在门口，

看着地上那半颗沾满灰尘的奶糖。它被吐在门槛和地面之间的那条缝里，已经有点化了，

软塌塌的塌成一滩，上面粘着几根狗毛和一粒沙子。我盯着它看了很久，

然后趁我妈进厨房烧水的空档，把它捡起来，用袖子擦了两下，塞进了嘴里。

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吃大白兔奶糖。甜味在舌尖上炸开的一瞬间，

我忽然觉得自己好像也不是那么多余——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原来甜是这种感觉。

牛奶的香气从喉咙里往上涌，我把那半颗沾着灰的糖含在嘴里，含了很久，舍不得嚼。晚上，

我妈做饭的时候发现糖少了。不是那半颗——是那袋糖的口袋被人打开了，少了两颗。

“是不是你偷的？”我妈把我的书包从椅子上拎起来，里里外外地翻了一遍，

拉链扯坏了也没停下。“我没偷。”我说的是实话。我真没偷。那半颗是从地上捡的。

我妈叹了口气，正准备说什么，我爸回来了。他一进门就看到我妈手里拎着我的书包，

脸一下就沉了。“怎么回事？”“糖少了两颗。问她她说没偷——”他根本不让我把话说完。

他一把拽住我的后领，把我从椅子上拖下来，拎进了杂货铺后面那间堆满纸箱的小仓库。

他从兜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根烟叼在嘴里，划了根火柴点上，吸了两口。

然后他把烟从嘴里拿下来，用拇指和食指捏着烟**，让烟头燃着的那一面朝外。

“把鞋脱了。”我浑身都在发抖，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尖叫——快跑。但我的腿动不了。

他蹲下来，一把扯掉我的凉鞋。他一只大手箍住我的脚踝，另一只手夹着烟，

把烟头按在了我的脚底板上。“偷东西就得长记性。”烟头接触到皮肤的时候，

发出了一声极其细微的呲呲声。然后疼痛才追上来——不是钝的，不是麻的，

是那种锋利到能把知觉劈成两半的刺痛。我尖叫着往回缩脚，他的手指像一把老虎钳，

骨头快被他攥碎了，根本挣不脱分毫。“记住了没有？

”“记、记住了——”他把烟头从脚底芯移开，挪了大概一厘米，按下去。

我又发出一声惨叫。“偷——东——西——”每说一个字，他就重新点一次烟，挪一下位置。

三个字，三个烟疤。它们在我左脚掌心排成一列，像一个用烫伤写的省略号，

底下埋着三个字——你欠我。他把烟头丢进旁边的痰盂里，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烟灰，

低头看着蜷在地上的我。“你不用恨我。我养你，你就得听我的。等你大了你就懂了。

”然后他转身走出仓库，喊我妈开饭。我缩在纸箱堆和墙壁之间的缝隙里，

把那只被烫伤的脚贴着冰凉的水泥地面，想让冷气把**辣的疼痛吸走一些。

隔壁传来我爸倒酒的声音、程实咯咯笑的声音、我妈说“这鱼咸了点”的声音。

没有人来仓库找我。后来我妈确实来了。她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碗盖了菜的饭，

放在纸箱上。她看了我一眼，嘴巴动了动，想说什么，最后说出来的是：“你爸也是为你好。

下回别偷东西了。”那天晚上，我躺在那张用两条长凳和三块木板搭成的床上，

把左脚缩在被子外面，不敢让它碰任何东西。脚底板的皮肤上，三个烟疤整齐地排列着，

像三枚烧焦的硬币，边缘泛白，中心凹下去一个又红又亮的小坑。

我把自己的脚底板凑近月光看了很久，然后对自己说了一句话——“程落，你要记好。

他说他养你。你大了一定要养回去。”那年我六岁。

六岁的程落可能连“报仇”两个字都不会写，但她已经把这个计划的大致方向定好了。

二、逃离与归来我从十七岁开始逃离那个家。那年我初中毕业，考上了县里的高中。

我爸把录取通知书撕成四片扔进垃圾桶，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浪费钱”。

他在水泥厂给我找了个临时工的活儿——在包装车间扛水泥袋，一袋五十斤，

一天扛八个小时，一个月工资三百块钱。工资他替我领，钱直接进他口袋，

每个月给我五块钱零花，说是“给你存着以后嫁人用”。我在那个车间干了大半年。

每天下班回到家用肥皂搓了三遍身上还是有水泥味，晚上躺在木板床上，

脚底上的那三个烟疤在昏暗的光线里泛着一层薄薄的亮光——疤痕组织比正常皮肤光滑，

洗不去的水泥粉尘嵌在旁边的纹路里，让那三个印子比别处更黑、更醒目。

每天早上起来穿袜子的时候我都会低头看它们一眼，

看一眼就把昨天的决心重新续上——我要离开这里。十八岁那年过年之前，我跑了。

没带行李，没留字条，

只带了一张身份证和我妈偷偷塞给我的三百块钱——她大概猜到了我要走，但没拦，也没问。

她把钱塞进我棉袄内侧的口袋里，低着头说：“够坐车的了。到了打个电话。

”那是她这辈子对我说过的最长的一句、不附带批评的话。

我坐了一天一夜的绿皮火车到了广州。在火车站睡了两天，

白天去批发市场帮人搬货换一顿盒饭，晚上裹着外套缩在候车室的塑料椅上，

眯一会儿就被保安撵。后来觉得这样不是办法，就找了一家电子厂的招工窗口，填表进车间，

在流水线上焊电路板，两班倒，每天十二个小时，住在八人宿舍的铁架床上铺，

天花板上的吊扇整夜咯吱咯吱地响。但我心里从没慌过。因为我知道，广州再差，

也比那个家好一万倍。我从电子厂的普工做到线长，

从线长跳槽到一家台资电子元器件厂的品质部做质检员，又跳到了外贸公司做跟单。

我用了十年时间，从月薪三百的流水线女工，变成了年薪六位数的外贸公司部门经理。

我在广州买了第一套房，又买了第二套。亲戚群里开始有人转述我爸的话，

说我“有出息了”。听说他在牌桌上喝多了跟工友吹牛：“我闺女在外面做生意，

挣大钱了——我教的。”他说是我教的。我在手机屏幕上看到这句话，

把那张十年前用座机偷**下的烟疤照片从加密相册里翻出来，看了很久。三十二岁那年，

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我妈打来的。她很久没主动给我打电话了。“落落，你爸住院了。

”“什么病？”“脚上的毛病。大夫说是那个什么……糖尿病足。脚趾头烂了一根，

保不住了。医院让做手术。”我拿着电话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

外面是广州天河区的高楼群，珠江新城的写字楼玻璃幕墙在夕阳下反射出大片的金色光斑。

我右手握着手机，左手无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左脚脚底板——隔着鞋底，什么都摸不到。

但那三个疤的位置，我闭着眼睛都能精确到毫米。“哪家医院？”“县人民医院，六楼骨科。

”“我回去。”我挂了电话，订了第二天最早的航班。

我在县人民医院六楼的骨科病房里见到了我爸。他靠在床上，左脚包着厚厚的纱布，

纱布外面还能看到渗出来的黄褐色液体。

脚趾的部分已经瘪下去了——里面的组织在入院前坏死了大半。他比上一次见面瘦了很多，

脸上的肉都塌下去了，露出两块高高的颧骨。但那双眼睛还是和以前一样——看到我进来，

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迅速移开，像在看一个不太想认但又不得不见的债主。“你来干什么。

”声音沙哑，语气和二十年前一模一样。“听说你病了。”我把水果篮放在床头柜上，

“不做手术不行？”“不做，让它烂掉算了。反正都这把年纪了，有什么好治的。

治完了又没人管我。”“你是说程实不管你？”我看着他，目光没有闪躲。他没说话。

我已经从我妈那里知道了。程实二十六岁了，没工作，没结婚，没存款。

我爸所有的积蓄都填了他在网上堵伯的窟窿——老宅的店面抵押了，厂里的退休金预支了，

连我妈藏在缝纫机底下应急的三千块私房钱都被他翻出来偷走了。

我爸躺在医院的病房里等手术签字，他唯一的儿子在牌桌上输掉了最后一笔生活费。

而他的女儿，拿着水果篮站在病房里，像一个陌生人。“我回来了。”我把椅子拉到他床边，

坐下来，语气平静得像在谈一笔普通的生意，“手术我做主，费用我出。你把字签了就行。

”他看了我一眼。那双眼睛里闪过一种很复杂的东西——不是感动，不是愧疚，

更像是一种精明的、本能的盘算。他在盘算我这个“外人”为什么会突然回来，

是不是有利可图。然后他说：“你图什么。”我说：“你养过我。”他嘴唇动了动，

没挤出一个字，把脸别过去看向窗外。窗外是一面砖墙。

第一次手术切掉了两根脚趾——右脚拇趾和左脚第二趾。医生说是糖尿病足的常见处理方式，

清创切除坏死组织，防止感染上行。我去签的字，抬头病人家属那一栏写的是“程落，

关系：父女”。术后他恢复得很慢。糖尿病人的伤口愈合能力本来就差，

加上他二十几年如一日的烟酒史，血管条件非常差，伤口迟迟不收口。在县医院住了一个月，

反反复复地感染了两次，每次一烧就是三四天，整个人被抗生素和疼痛折磨得瘦脱了相。

我却在那一个月里做了几件事，每一件都安排得滴水不漏。第一件，辞了广州的工作，

把公司交接给合伙人，抽身走人。第二件，在县城市中心租了一套电梯房，一楼，三室两厅，

其中一间朝北的小卧室拆掉了原来的家具，

按护理病房的标准重新铺了地胶、装了扶手、换了护理床。第三件，把公司的部分股份变现，

在县城注册了一家家庭护理服务公司，经营范围是“病患陪护、康复辅助、医疗器械租赁”。

法人是我。他出院那天，我开车接他。他以为我会送他回老街那间已经抵押了的破房子。

我直接把车开到了新租的电梯房楼下。“这是哪儿？”“家。

”我扶他进了一楼那间朝北的卧室。房间不大，但干净——床是电动护理床，床头有呼叫铃，

墙角放着一台负压吸痰器。窗户对着天井，采光不好，但通风没问题。他环顾了一下四周，

嘴张了张，大概想说“这得花多少钱”，最后只“嗯”了一声。“这里好。比老宅方便些。

”我推他到窗边，帮他拉开窗帘，“离医院也近，以后你伤口换了药不用再跑半个县城。

”“你……”他犹豫了一下，“你不回去了？”“不回去了。公司在这边开。

”他没再说什么。他大概以为我是回来尽孝的。三、以牙还牙第二次手术是半年后。

他左脚剩下的三根脚趾也开始坏死了。这次情况更严重，感染蔓延到了前脚掌，

截肢范围不得不扩大到整个脚掌前半部分。手术前一天晚上，他躺在病床上，

难得没有发脾气。他盯着天花板看了很久，忽然说：“这只脚怕是不行了。”“不行了就切。

”我在旁边削苹果，皮从头到尾没有断，“保命要紧。”“切完怎么走路？”“给你订轮椅。

电动的那种，进口的，德国牌子。比你现在拄拐杖强。”他转过头看着我。

那只还能动的眼睛里，终于浮出了一点我小时候从来没见过的表情——困惑。不是感动，

是困惑。他不明白。他不明白这个小时候被他用烟头烫脚底板的女儿，

为什么现在要花十几万给他截肢、买轮椅、租房子。他的困惑里还藏着恐惧——不是怕死，

是怕我忽然不干了。怕我第二天早上醒来，忽然想通了，

把这个烂摊子丢回给他那个跑路了的儿子。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只剩半截的左脚，

纱布底下还在往外渗组织液，染得托盘垫布上星星点点。“程落，”他忽然叫我的名字，

“我对你不算好。”这是第一次。这是他在这个世上活了五十八年，

第一次对我开口说了句接近实话的话。“嗯。”我把削好的苹果放在盘子里，“吃吧。

”他看着我，把嘴唇抿得紧紧的，不再问了。因为他不敢问深。他怕听到答案。第三次手术，

截掉了整只左脚。第四次，截掉了右脚的前脚掌。第五次，左小腿截肢。

短短三年他上了五次手术台。每次截完一部分之后能消停几个月，

然后创口又开始发黑、发臭、往外渗组织液，血糖像坐了过山车，

抗生素用到后来细菌对保守治疗的老药几乎都耐药了，每次都要换更强效的品种从头培养。

没有任何外因——糖尿病足的自然病程就是这样。

但我可以诚实地补一句：我没有做任何在医学上能被称为“加速恶化”的事，

但也从未额外掏钱去做任何我不签字就没人会主动推荐的延缓手段。

我所做的就是签字——每一次手术都签字，

每一次都选最好的主刀、最好的麻醉、最标准的术后方案。为此我开了一家公司。

不是想做医疗，是为了方便。对公账户直接对医院结算，护工的工资从公司走账，

每一笔护理耗材都有发票。我把照顾我爸做成了一套完整的工作流程：早上八点测血糖，

九点翻身，十点换药，下午两点康复训练，晚上七点擦身，十点查房。每一步都有记录表格，

流程严谨得像在做ISO认证。这套流程放在任何一个外人口中，

都只会得出一个结论——老程的女儿，真孝顺。但我自己清楚。我做的每一件事，

都在等这一刻——他一个人躺着的时候，这种衣食无忧的恐惧才会真正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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