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洲:我的脑子里有16个老兵全集免费在线阅读(王宇浩战壕索姆河)

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是五岁那年夏天。

院子里知了叫得人心烦,我蹲在树荫底下看蚂蚁搬家。脑子里那两个人又在吵架——穿灰布军装的那个说“农村包围城市是正道”,穿黄绿色军装、胳膊上缝着“88师”袖标那个就冷笑,说“游而不击,只会扩充地盘”。

他们天天吵。从我记事起就在吵。

其实不止他俩。

那一年,我脑子里还住着另外三个人:一个是在仁川登陆的韩军连长,正操着半生不熟的英语骂麦克阿瑟是个“该死的自大狂”;一个是在诺曼底奥马哈海滩趴了六个小时的美国大兵,念叨着“水太红了,海水太红了”;还有一个是参加过索姆河的英国佬,动不动就咳嗽,说“毒气这玩意儿,吸进去肺就像烧着了一样”。

他们各说各的话,各骂各的仗。

但那天,仁川连长和诺曼底大兵差点打起来——因为讨论到“两栖登陆到底该不该白天搞”这个问题,两人从战术争论上升到人身攻击,韩军连长骂美军少爷兵装备好还死得多,美国大兵回敬“你们仁川那是偷袭,有本事正面刚”。

然后我就听见我张嘴了。

“别吵了行不行?”

我妈妈从厨房探出头:“然然?你跟谁说话呢?”

我指着自己的脑袋:“这儿,有人。”

那天晚上,我爸我妈的脸色都很差。第二天,他们带我去了市里的精神卫生中心。

一个戴眼镜的医生让我画图,让我搭积木,问我“能不能听见别人听不见的声音”。我说能,我脑子里有好多人,有中国的,有外国的,有打鬼子的,有打内战的,还有打德国人的。

医生在本子上写了什么,我爸我妈的脸色更差了。

回来的路上,我妈抱着我哭。我爸抽了一根烟,又抽了一根,最后蹲下来看着我说:“然然,这事儿以后跟谁都不能提,知道吗?跟谁都不能。”

我点头。

其实不用他说,我也懂了。那天在诊室门口,我看见一个比我大的男孩被他爸拽着胳膊拖出来,男孩一边挣一边喊“我没病,他们真的在说话”,他爸一巴掌扇过去,吼他“闭嘴”。

那巴掌响得很。我记住了。

从那以后,我再没跟人提过我脑子里的事。

但他们一直在。

1937年88师的指导员,叫老周。他最爱干的事是纠正我写字——说我的字“软塌塌的,像没吃饭”,然后一笔一划教我写正楷,说他们淞沪会战前写遗书,都是用这种工工整整的字。

仁川登陆的那个韩军连长,姓朴,是个话痨。他英语烂得要命,还非爱跟诺曼底那哥们儿唠嗑,唠不到三句就吵。但他军事素养确实高,后来我学战术的时候,他给我讲过很多遍仁川的地形——虽然每次讲完都要骂一遍麦克阿瑟。

诺曼底那哥们儿叫比利,他话不多,但每次我吃饭浪费粮食,他就会叹气,说奥马哈海滩上多少人连最后一顿饭都没吃上。听得我默默把碗里的扒干净。

市场花园行动那个美国佬嗓门最大,成天骂蒙哥马利“瞎指挥”,说“一座桥都拿不下来,还特么‘市场花园’,种菜都嫌他笨”。他脾气暴,但教我用英语骂人挺在行。

斯大林格勒的苏军政委姓伊万,是个认真正经的人——不,是认真正经的鬼。他来我脑子里那年我十二岁,同时来的还有个德国党卫军教官。党卫军那家伙刚来的时候满嘴“元首”“德意志高于一切”,嚷嚷了不到十分钟,被老周、老朴、比利、市场花园那哥们儿,还有后来加入的几个政委摁在地上揍了一顿。

伊万政委亲自给他上课,每天讲马克思主义,讲反法西斯战争的意义,讲柏林国会大厦插上红旗的那天。德国佬一开始梗着脖子不听,后来听进去了,再后来——再后来他成了我脑子里最安静的一个,但每次我上政治课,伊万都会把他拎出来旁听。

“教育要彻底。”伊万说。

十二岁到十五岁之间,我脑子里又来了几个新住客。

一个是在柏林战役死了的苏军上等兵,不爱说话,就爱盯着我看。我第一次觉得瘆得慌,后来习惯了,权当多了个影子。

一个参加过索姆河的英军,老咳嗽,咳完就念叨“福克ker该死”。我查了好久才知道他说的是“福克ker”,一战时的德国飞机。

还有一个自称开过“喷火”的英国人,叫詹姆斯。他来的第一天就跟索姆河那哥们儿认了亲,然后开始争论“皇家空军到底有没有在敦刻尔克尽全力”。争不出结果,俩人就一起骂德国佬,骂完又一起喝酒——虽然他们喝不着,我也喝不着。

我更大一些的时候,脑子里的阵营越来越全了。

入朝作战的中国指导员老李,来的第一天就跟老周握了手,又跟老朴互相瞪了半天——俩人当年在朝鲜战场上是对家。瞪了三天,老李先开口,说“各为其主”,老朴点点头,说“各为其主”。后来他俩倒是能聊几句,聊的都是冻伤怎么处理、坑道怎么挖。

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连长姓孙,话少,狠。他教我怎么在丛林里不发出声音,怎么判断哪里有埋伏。他说“活着回来就是胜利”。

海湾战争那个英国佬是个装甲兵,成天念叨“沙漠风暴”“挑战者坦克无敌”。越南战争那个美国佬是个直升机飞行员,来了就跟海湾那哥们儿攀上了交情——俩人聊“空中突击战术”能聊一宿。

还有好几个,我不全认识。他们有的穿着我没见过的军服,说着我听不懂的话,偶尔冒出一两句,又沉默很久。

他们不全是兵,也有军官,也有政委,也有士官,也有飞行员。他们来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战场,但在我脑子里,他们挤在一起。

有时候吵,有时候打,有时候一起骂某个指挥官的愚蠢决策。

但更多时候,他们在教我。

教我英语——诺曼底的比利英语有浓重的南方口音,市场花园那哥们儿则是标准的纽约腔,海湾战争那个英国人总爱纠正他们“你们那不是英语,是美式俚语”。我英语口语就这么练出来了,一张嘴能切换四五种口音,后来教官问我跟谁学的,我说“看电影”。

教我战术——老周讲淞沪会战的巷战,老朴讲仁川登陆的潮汐计算,孙连长讲老山轮战的猫耳洞,伊万讲斯大林格勒的废墟争夺。我脑子里每天都在开战术研讨会,吵得最凶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太阳穴突突跳。

教我射击——德国教官教我用枪的习惯改不掉,他讲究“三点一线”之前的呼吸控制,说“扣扳机的那一刻,你要像死了一样平静”。我后来打靶次次优秀,没人知道是谁教的。

教我认飞机——詹姆斯天天指着天上过路的飞机叨叨“那是喷火,那是飓风,那是Bf-109”。有一回我真抬头看,一架客机飞过,他叹了口气,“不是,这不是。”

他们还教我做人。

伊万政委的政治课我逃不掉。每次考试前,他都要问一遍“你为什么要当兵”。我说保卫祖国。他说不对,更深一层。我说守护人民。他点头,说“记住了,你是人民的枪”。

老周最在意我的字。他说字如其人,当兵的人字要写得板正,横平竖直,那是骨气。

比利最在意我吃饭。我每次剩饭,他就叹气。叹得我受不了,后来一粒米都不敢剩。

市场花园那哥们儿最在意我别怂。他说“怕死正常,但不能因为怕死就不冲”。他自己冲了,死在荷兰的一条公路上。

我慢慢学会了跟他们相处。

我也学会了闭嘴。

不跟任何人说,不在任何人面前自言自语。他们在脑子里吵翻天,我脸上不动声色。老师说我内向,同学说我闷葫芦,父母说我总算“正常了”。

只有我知道,我脑子里住着一支军队。

一支打完了所有战争的军队。

一支永远不会离开的军队。

有时候半夜醒来,听见他们在脑子里争论某场战役的细节,争论某个将领的对错,争论如果当时换一种打法会怎么样。

老周说:“历史没有如果。”

伊万说:“但我们可以想。想,才能进步。”

我听着他们说话,翻个身,继续睡。

他们是我的秘密,也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战友。

也是我,最不能告诉任何人的家人。

后来我当了兵。

后来我进了蛟龙突击队。

后来我遇见了一个人,他叫王宇浩。

当然,那是后来的事了。

那年全军选拔,名额两个,能进蛟龙。

王宇浩跟我分到一个班。

第一次见他,他正在单杠上做引体向上,做完跳下来,冲我咧嘴一笑:“哥们儿,你看着挺面善,咱俩搭个伴儿?”

我脑子里,仁川的老朴冒出来一句:“这小子眼神挺贼,是个当侦察兵的料。”

诺曼底的比利难得开口:“他笑的时候,眼神没变。”

越战那个直升机飞行员吹了声口哨:“我赌他能撑到最后。”

老周在我脑子里清清嗓子,说:“看人要看久,先处着吧。”

我点点头,冲王宇浩伸出手。

“行,搭伴儿。”

他握住我的手,用力摇了摇。

那一刻我不知道,这个人后来会知道我的秘密。

但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至少在全军选拔开始之前,我还只是个话不多、射击准、战术课满分的兵。

一个普通的兵。

一个脑子里住着一支军队的,普通的兵。

(第一章完)

小说《三角洲:我的脑子里有16个老兵》 三角洲:我的脑子里有16个老兵第1章 试读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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