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口：”你有家庭。”
“家庭不是让我当缩头乌龟的理由。”老贺的声音突然有了力度，”我学药学的时候，老师说过一句话：做药的人如果连底线都没有，和卖毒药的有什么区别？”
他的话让我沉默了很久。
“好。”我最终说了一个字，”但现在什么都不要做。该干什么干什么，什么都不要表现出来。”
“等到什么时候？”
“等我说的时候。”
老贺点了点头，回到自己的工位，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处理手头的实验记录。
下午三点，我接到一个电话。
不是陌生号码，是一个我存了很久但从没拨出去的号码。
来电显示：周学文。
我犹豫了两秒钟，接通了。
“宋琳？”电话那头是个中年男人的声音，沉稳温和。
“周老师。”
“好久没联系了。”周学文的语气里带着关心，”听说你们公司最近要融资？”
“您怎么知道？”
“圈子就这么大。”周学文笑了一声，”几家投资机构的人跟我打听过你们的项目，问我意见。”
我心里一动：”您怎么说的？”
“我说技术团队不错，尤其是研发负责人。”周学文停顿了一下，”但项目本身我还需要看数据才能评价。”
“周老师，如果我说数据有问题呢？”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钟。
“什么问题？”
“不方便在电话里说。”
周学文没有追问：”那找个时间见面。这周六你有空吗？”
“有。”
“老地方，上午十点。”
“好。”
挂断电话，我坐在实验台前，手指无意识地转着一支记号笔。
周学文是我研究生时期的导师，现在是省药品审评中心的专家组成员。在业内，他说一句话比很多公司老板说一百句都管用。
我从来没有动用过这层关系。
但现在，我需要一个能接住这份真相的人。
周四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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