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林远峰死的那天,临江市在下雨。不是那种铺天盖地的暴雨,是三月里黏黏糊糊的毛毛雨,
落在脸上像被人用湿抹布擦了一下。他公司的写字楼在滨江新区,楼下种了一排玉兰树,
花还没开,枝条光秃秃地戳在灰色的天幕下面,看着怪凄凉的。他是中午出的事。
公司的跑步机放在十七楼靠窗的位置,正对着临江。天气好的时候能看见江面上有货船,
灰扑扑地来来往往。但这天什么都看不见,玻璃上全是雾蒙蒙的水汽。他跑了大概二十分钟,
突然从跑步机上下来,扶着墙站了一会儿。他的助理小周正好推门进来送文件,
看见他脸色发白,嘴唇发紫,额头上全是汗。小周问,林老师你没事吧?他说没事,
就是有点累,歇一下就好。然后他就坐到了地上。小周后来说,她当时觉得不对。
林远峰从来不会在上班时间坐到地上。这个人永远站着,永远在说话,永远在动。
开会的时候他坐不住,要来回走;打电话的时候他坐不住,
要转椅子;就连吃饭的时候他都坐不住,扒拉两口就要站起来看手机。
这么一个永远在动的人,突然安安静静地坐到地上了,那一定是出了大事。她打了120。
救护车来得很快,但江底隧道这个点堵车,绕了一段路。等到急救人员冲进办公室的时候,
林远峰已经没有了呼吸。他被抬上担架的时候,手机从裤兜里滑了出来,掉在地上。
屏幕亮着,是一条没来得及回复的微信消息。发消息的人备注名是“姐”,内容是:“远峰,
妈今天又问你了,说你都两个月没打电话了。你抽空回一个,别让她惦记。”他没来得及回。
心源性猝死。医生后来对家属说,这种情况发生得非常快,几秒钟的事,
就算在手术台上都不一定救得回来。他的姐姐从东北连夜飞过来,
到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凌晨。殡仪馆的灯白惨惨的,照得人脸上没有血色。她站在冰柜前面,
看着那个袋子,半天没有动。她想起很多年前,弟弟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
过年了,别人家孩子放鞭炮,她妈把旧棉袄翻了个面,拿缝纫机轧了一遍,
算是姐弟俩的新衣服。弟弟穿着那件“新”棉袄,在雪地里跑了一圈,回来跟她说:“姐,
你摸摸,可暖和了。”她摸了摸。其实一点都不暖和,棉絮都硬了,风一吹就透。但她没说。
二林远峰生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三天前的一场直播里。
那场直播的主题是“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趋势分析”,他从晚上八点讲到凌晨一点,
中间只喝了两口水。在线人数最高的时候冲到了八十万,评论区刷得飞快,根本看不清。
他那天穿了一件灰色的圆领T恤,头发有点长,耷拉在额头上,看着比实际年龄老了不少。
他今年四十一,但看起来像五十出头。常年熬夜、常年出差、常年吃高铁站便利店的饭团,
这些事都会在人脸上留下痕迹。直播间里有人问他:“林老师,你天天这么拼,图啥啊?
”他看了一眼弹幕,笑了笑,说:“图啥?图我闺女以后不用这么拼呗。”这句话说完,
弹幕安静了一秒,然后刷了一屏的“泪目”。他有一个女儿,小名叫“丸子”,
因为小时候圆滚滚的像颗丸子。他对这个女儿的宠爱,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他在临江买了带花园的房子,花园里搭了一个秋千,秋千上缠满了小彩灯。
他出差的时候每天晚上八点准时跟女儿视频,不管是在高铁上还是在酒店里,雷打不动。
有一次他在北京开完会,赶末班高铁回临江,在车上跟女儿视频。女儿说爸爸我想吃草莓,
他说好,爸爸给你带。下了高铁已经快十二点了,超市都关门了,他开着车找了半个临江城,
最后在一家24小时便利店买了一盒草莓。回到家女儿已经睡了,他把草莓放在她床头,
第二天早上女儿醒来,看见草莓,高兴得在床上蹦。他老婆说你这样会把她惯坏的。他说,
惯坏就惯坏,我闺女,我乐意。但他在直播间里对别人的孩子,从来不说这样的话。
“你家孩子考了五百五十分,想学心理学?我劝你别。心理学听起来高大上,毕业即失业。
你问我有啥推荐的?男孩子去学计算机,女孩子去学师范。别跟我谈兴趣,兴趣能当饭吃吗?
你家有矿啊?”这话说得难听,但管用。他的志愿填报服务,
最便宜的一档是一万两千九百九十九,最贵的是一万八千九百九十九,
名额出来几个小时就抢光了。有人骂他割韭菜,他说:“我要是割韭菜,
我把价格定低点不行吗?定个三千块,卖他十万份,不比现在赚得多?我定这么贵,
就是为了限制人数。一个人我收两万,我一年做两千个,就是四千万。我要是收三千,
做两万个,我累死了。我宁愿少做点,把每个人做好。”这话说得也有道理。但说到底,
他还是做了。他做了很多。太多了。他名下有七八家公司,年营收超过五个亿。
他出书、做直播、做研学、做投资,连芯片行业他都要插一脚。
他像一台被焊死了开关的机器,一直在运转,一直在轰鸣,停不下来。
有人问他:“你不累吗?”他说:“累啊。但我怕一停下来,就再也跑不动了。
”这话现在听起来,像一句谶语。三林远峰是黑龙江青冈县人。青冈县不青。
这个地名带着某种黑色幽默——就像很多东北小城一样,它在计划经济时代有过短暂的辉煌,
之后便陷入漫长的沉寂。他出生的那个村子,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下雨天一脚踩下去,
泥能没过脚脖子。他爸在县农机厂上班,一个月挣三百多块。他妈在街道糊纸盒,
一个月挣两百多。加上他姐,一家四口,一个月总收入不到六百块。六百块。在北京,
这是一个人吃三顿饭的钱。在他们家,这是一家四口一个月的全部开销。
他小时候最怕的不是饿,是开学。每到开学前,他妈就要去借钱。借东家补西家,
借完了还要看人脸色。有一年开学,他妈借了一圈没借够,回来坐在灶台前面哭。
他站在门口看着,没有说话。那年他上初二。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跟家里要过一分钱。
高中住校,他每个月的生活费是自己挣的——帮学校食堂洗碗,一个月三十块,包吃。
冬天的晚自习,教室里没有暖气,他裹着一件军大衣做题,手冻得握不住笔,
就把手塞到胳肢窝里暖一会儿,再拿出来继续写。2003年高考,他考了全县第五十八名。
这个成绩在青冈县算不错了,但放在全省,也就是个普通本科的水平。他报了中原大学,
土木工程专业。报这个专业的原因很简单——他翻了一下午的招生简章,
看见“土木”两个字,觉得可能是盖房子的。盖房子好,盖房子饿不死。到了大学他才发现,
土木不是盖房子的,是设计桥梁和建筑的。他学得不好也不坏,中等偏上,不挂科,
但也拿不到奖学金。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图书馆里,看的不是专业课的书,
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营销学、心理学、演讲与口才。他那时候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
自己将来不会去盖房子。他适合干那种跟人打交道的事。他嘴皮子利索,脑子转得快,
脸皮也够厚。大学辩论赛他拿了全校最佳辩手,不是因为逻辑多严密,是因为他说话好玩。
他一开口,底下就笑。笑完了,还觉得他说得有道理。这个本事,后来让他赚了五个亿。
四2007年大学毕业,他去了北京。
他身上揣着两千块钱——那是他在大学四年里攒下的所有积蓄。他坐了一夜的绿皮火车,
硬座,从郑州到北京西站。出站的时候是早上六点,天刚亮,北京西站广场上人来人往,
他站在广场中间,仰头看了一圈,觉得自己像一只蚂蚁掉进了粮仓里——到处都是机会,
但他不知道从哪儿下嘴。他在海淀区的一个群租房里落了脚。三居室被隔成了十二个隔间,
他的那个在走廊尽头,四平米,放一张单人床就塞满了,没有窗户。一个月房租四百五。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考研辅导机构当讲师。月薪两千五。
他记得第一次站在讲台上的时候,底下坐了三百多个学生,黑压压的一片,
他紧张得手心全是汗。但一张嘴,他就知道,这个活儿他能干。他讲课跟别人不一样。
别的老师讲考研政治,就是划重点、背考点,枯燥得要命。他讲考研政治,
是从段子开始——先用五分钟把学生逗乐了,然后趁他们高兴的时候,把知识点塞进去。
就像哄小孩吃药,先给一颗糖,再喂一勺药。学生们喜欢他。
他的课出勤率永远是全机构最高的,别的班坐不满,他的班要加凳子。有一次他感冒了,
嗓子哑得说不出话,底下三百多个学生安安静静地等着他,有人给他递了一盒金嗓子喉宝。
他含着喉宝,哑着嗓子讲完了两个小时,讲完之后全场起立鼓掌。那是他第一次觉得,
自己选对了行当。但他在北京的日子并不好过。两千五的月薪,去掉房租和饭钱,
每个月剩不下几个子儿。他不敢打车,不敢下馆子,不敢买衣服。有一年冬天,
他的棉鞋破了一个洞,脚趾头露在外面,他用黑色胶布缠了一圈,就这么穿着过了一冬天。
最难的时候是2009年,他姐姐打电话来说妈住院了,需要三万块手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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