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温以宁沈时渡沈知许完整版在线阅读 番茄炒大荷包蛋小说全文免费试读

第一章再次相遇的医院病房六月的南城，梅雨缠绵得像是永远不会停。

沈时渡站在仁和医院VIP病区的走廊尽头，白大褂口袋里别着三支笔，

胸口铭牌上的“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字样被走廊顶灯照得泛冷光。他刚从手术台下来，

手套摘了，手指间还残留着碘伏的气味。交班护士小跑着追上来：“沈主任，

十二床的病人情况有反复，家属要求您亲自解释一下手术方案。”他脚步未停，

声音很淡：“让周远先去，我换完衣服过去。”“周医生说了，但家属只信您。

”沈时渡推开办公室的门，动作顿了一瞬——桌上多了一杯咖啡，美式，无糖无奶，

杯壁上凝着水珠，是楼下那家他从不去的店的外卖杯。他扫了一眼，没问是谁放的，也没碰，

径直走到洗手台前拧开水龙头。水流冲刷指缝的时候，他抬眼看镜子。三十四岁，眉骨高，

眼窝深，下颌线条利落得像刀裁。这张脸在手术灯下、在门诊室里、在学术会议的讲台上，

向来是沉静而自持的。护士们私下议论说沈主任像一把收在鞘里的刀，你看不见刃，

但你知道它锋利。只有他自己知道，那把刀早就钝了。手机在桌上震了一下。他擦手，

拿起来看，是周远发来的微信：“沈哥，十二床家属情绪有点激动，您快点来，

我一个人招架不住。”沈时渡锁屏，把手机揣进口袋，转身出门。他走过长长的走廊，

经过护士站时，一个年轻护士正低头翻住院登记表，嘴里嘟囔着：“新收的二十三床，

五岁半，颅内占位，家属签字的是……外婆？”沈时渡没在意。他每天经手的病例太多，

五岁半的颅内占位不算稀奇，稀奇的是这个年龄段，父母签字栏空着，只有外婆。

他推开了十二床病房的门。接下来是四十分钟的谈话。家属是一对中年夫妻，

男人是做外贸的，讲话带着一股子不容置疑的强势，女人在旁边哭，

反复问“成功率到底有多少”。沈时渡把手术方案拆解成最通俗的语言，一条一条说，

风险、获益、替代方案，语气平稳得像在念教科书。最后男人终于松口签字。

沈时渡合上病历本，站起来，微微颔首，转身离开。他走回办公室的路上，手机又响了。

这次是医院行政办打来的，说二十三床的术前谈话需要他亲自做，因为患者年龄太小，

而且情况特殊——“家属那边……有些复杂。”“怎么复杂？”“监护人不在本地，

目前陪护的是外祖母。按照医院规定，

小儿神经外科手术的知情同意书需要父母双方共同签署，

但这边的情况是——”行政办的同事顿了顿，

声音压低了几分：“孩子的父亲……我们暂时联系不上。母亲倒是联系上了，

但她说她人在外地，最快明天下午到。”沈时渡皱眉：“什么诊断？”“髓母细胞瘤，

高度恶性，影像上看已经有脑积水了。周远收的，他本来想自己跟，

但觉得这个病例还是您来比较合适。”“我知道了。”沈时渡说，

“把二十三床的病历送到我办公室。”他回到办公室的时候，

桌上那杯咖啡已经被保洁阿姨收走了。他坐下来，拧开台灯，翻开刚送来的病历。二十三床，

住院号：N230619。姓名：沈知许。性别：女。年龄：五岁六个月。

主诉：头痛、呕吐一月余，加重伴步态不稳一周。影像所见：第四脑室区可见不规则占位，

大小约4.2cm×3.8cm，压迫脑干，伴梗阻性脑积水。

诊断：髓母细胞瘤（WHOⅣ级）。沈时渡的目光在“Ⅳ级”两个字上停了几秒。

他见过太多这样的诊断，每一个字都认识，每一个字都意味着一条命悬在手术刀尖上。

他翻到下一页——家属信息。母亲：沈时薇。联系电话：138XXXXXXXX。

父亲：——空白。不是“不详”，不是“已故”，就是一个干干净净的空白，

像是填写的人在那里停顿了很久，最终决定什么都不写。

沈时渡的目光在那个空白处停留了三秒，然后翻到了下一页。

他拿起内线电话拨给周远：“二十三床的术前检查做全了吗？”“还差一个头颅MRA，

约了明天上午。沈哥，这个小孩的情况……肿瘤位置很不好，紧贴着脑干，

而且血供特别丰富。我看了影像，感觉像——”“像什么？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像一颗定时炸弹。”沈时渡没说话。他挂了电话，靠在椅背上，

闭上眼睛。手术室的灯，监护仪的滴答声，家属的哭声，

孩子的笑声——这些东西在他脑子里转了一天，此刻终于安静下来。窗外是南城六月的夜，

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风从半开的窗户吹进来，带着潮湿的泥土气。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很多年前，也有一个下雨天，有人站在他面前，把一纸离婚协议书轻轻放在茶几上。

那个人说：“沈时渡，我们离婚吧。”他说：“好。”就一个字。没有问为什么，没有挽留，

甚至没有抬头看一眼。他记得自己当时坐在沙发上，

手里拿着一本没看完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翻到的那篇论文讲的是脑干胶质瘤的手术入路选择。他说“好”的时候，

视线还停留在论文的第三段。然后那个人走了。门关上的声音很轻，像是怕吵醒什么人。

那之后过了多久？六年？七年？他不太记得了。他只记得那天下着雨，和今天一样，梅雨，

绵密，黏腻，像是要把整个城市都泡软。他睁开眼，看了眼墙上的钟——晚上九点四十分。

他起身，想去楼下便利店买一瓶水。路过护士站的时候，

听见值班护士在打电话：“二十三床的外婆，您别着急，孩子已经睡着了。对，

明天早上八点以后才能探视……好的，好的。”沈时渡脚步没停，径直走向电梯。

他按了向下的键，等了几秒，电梯门开了。他没进去。因为他看见电梯对面的长椅上，

坐着一个人。那个人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冲锋衣，拉链拉到最高，领口竖起来，

遮住了小半张脸。头发是湿的，像是刚从雨里走进来，发梢还在滴水。

脚边放着一个磨得发白的双肩包，包上挂着一个已经褪色的钥匙扣。那个人低着头，

在看手机。屏幕的光映在她脸上，照出一道疲惫的轮廓。

沈时渡的手指在身侧微微蜷缩了一下。他认出了那把钥匙扣。那是一只陶瓷小猫，白色的，

只有拇指大小，胡须断了一根。是很多年前他们在路边摊买的，十块钱三个。

她挑了这只小猫，挂在了自己的钥匙上。他说：“都多大了还挂这个。”她说：“你懂什么，

这叫童心。”那把钥匙扣还挂着。

人——那个坐在长椅上、浑身湿透、像一只迷路了很久终于找到地方歇脚的人——是温以宁。

是他的前妻。沈时渡站在原地，电梯门开开合合了两次，蜂鸣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响了两回。

他没有动。温以宁也没有抬头。她似乎在看什么东西，眉头微微蹙着，嘴唇抿成一条线。

她的手指在屏幕上缓慢地滑动，像是在读一封很长很长的信。偶尔停下来，闭一下眼睛，

再睁开，继续往下滑。沈时渡注意到她的右手腕上缠着一圈绷带，白色的，边缘有些发黄，

像是缠了好几天没有换。手背上有几道细小的擦伤，已经结了痂。

他想起行政办同事说的那句话——“孩子的母亲说她在外地，最快明天下午到。

”现在是晚上九点四十分。她来了。不是明天下午，是今天晚上。浑身湿透，

带着一个旧双肩包和一只断了胡须的陶瓷小猫，坐在儿科病区走廊的金属长椅上。

沈时渡终于开口。“温以宁。”他的声音不大，

在安静的走廊里却清晰得像手术刀划过皮肤——精准，利落，不带一丝多余的情绪。

长椅上的人猛地抬起头。手机从她手里滑落，屏幕朝下摔在地上。她没有去捡，

只是看着站在电梯口的男人，瞳孔微微收缩了一下，然后迅速恢复了平静。

那种平静比惊慌更让人不舒服。像是一个习惯了挨打的人，看到拳头举起来，

第一反应不是躲，而是绷紧肌肉，等着。“沈时渡。”她说。声音有点哑，像是感冒了，

又像是说了太多话。她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目光在他白大褂上的胸牌停了一瞬，然后移开。

“你在这里工作？”“嗯。”“神经外科？”“嗯。”温以宁点了点头，弯腰捡起手机。

屏幕亮着，还停留在刚才的页面——是一封邮件，密密麻麻的英文，

最上方是一个医疗机构的logo。她飞快地按了锁屏键，把手机揣进口袋。然后她站起来，

双肩包带子滑到肩膀上，动作很轻，像是怕发出太大的声响。“我来看我女儿。”她说，

“她在这里住院，二十三床。”沈时渡看着她。走廊的灯是白色的，LED冷光，

照得每一个角落都无所遁形。在这样的灯光下，他看见她眼下的青黑色，看见她干裂的嘴唇，

看见她冲锋衣领口露出的锁骨——比记忆中瘦了很多。“我知道。”他说。温以宁微微一愣，

随即明白了什么。她抿了一下嘴唇，那个表情很复杂——像是想笑，又像是想哭，

最后什么都没做，只是点了一下头。“你是她的主治医生？”她问。“目前是我在负责。

”走廊里安静了几秒。温以宁低下头，看着自己脚上沾着泥点的徒步鞋。她的声音很轻，

轻到几乎被空调外机的嗡嗡声淹没：“那你应该已经看过她的片子了。”“看过了。

”“怎么样？”沈时渡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她湿漉漉的头发，看着她手腕上发黄的绷带，

看着她鞋尖的泥点——那是长途跋涉的痕迹，是从某个很远的地方赶回来的痕迹。

“你从哪里过来的？”他问。温以宁抬头，似乎对这个与病情无关的问题感到意外。

她犹豫了一下，说：“**。阿里。”阿里。沈时渡知道那个地方。海拔四千五百米以上，

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的一半，冬天零下二十度，夏天也不过十度出头。那是无人区的边缘，

是高原上的高原。从阿里到南城，先要坐一天的车到**，再飞成都转机，再飞南城。

最快也要两天两夜。而她女儿昨天下午才办的住院。她几乎是接到消息就立刻动身了。

“你一个人回来的？”沈时渡问。“嗯。”“路上花了多久？”“两天。”温以宁顿了顿，

补充道，“前天中午接到我妈的电话，昨天一早从狮泉河出发，今天晚上的航班到南城。

”她说得很平淡，像是在汇报一份出差行程。但沈时渡看见了她的眼睛——布满血丝，

瞳孔边缘有一圈不正常的红，是高原反应加上长途跋涉、严重睡眠不足的产物。

“你多久没睡了？”他问。温以宁没有回答。她只是看着他，

目光里有一种很奇怪的东西——不是恨，不是怨，甚至不是久别重逢的复杂情绪。

而是一种……审视。像是一个在暴风雪里走了很久的人，终于看见了一间亮着灯的屋子，

她在犹豫要不要敲门。“沈时渡，”她说，“我女儿的病，你能治吗？”我女儿。

不是“我们的女儿”。是我女儿。沈时渡注意到了这个措辞，但他没有纠正。

他只是说：“我需要做完所有检查才能给你答复。”“大概什么时候？”“明天下午。

”温以宁点了点头。她弯腰把双肩包拎起来，挂在肩上，

然后朝走廊的另一头走去——那里是电梯间的方向，她要下楼，离开医院，

去找今晚落脚的地方。她走了三步，停下来。因为她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不紧不慢，

皮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节奏稳定得像节拍器。沈时渡走到她身边，把一样东西递到她面前。

是一张门禁卡。“住院部十七楼有医生值班室，”他说，“今天空着。你去睡一觉。

”温以宁看着那张门禁卡，没有接。“不用了，我找个酒店就行。”“现在是晚上十点，

外面在下雨，你没有带伞。”沈时渡的声音很平，

像是在陈述一个手术中不可忽视的风险因素，“值班室有淋浴间，柜子里有干净的洗手衣，

可以当睡衣穿。”温以宁仍然没有接。她看着他的眼睛，

那双在很多年前她曾经很熟悉的眼睛——深棕色，安静，像一潭不起波澜的水。

此刻那双眼睛里什么都没有。不是关心，不是怜悯，甚至不是前任夫妻之间应有的尴尬。

只是一个医生对一个浑身湿透、两天没睡、女儿身患重病的母亲的……职业性建议。

“你不需要觉得欠我什么，”沈时渡说，“值班室空着也是空着。”温以宁沉默了很久。

走廊尽头的窗户外面，雨又开始下了。雨点打在玻璃上，模糊了城市的灯火。

她听见病房里隐约传来的监护仪的声音，听见某个房间有孩子在哭，

听见护士站里电话铃响了一声就被接起。她伸出手，接过了那张门禁卡。

指尖碰到卡片的瞬间，她感觉到他手指的温度——干燥，微凉，和记忆中一模一样。“谢谢。

”她说。沈时渡没有回应。他已经转身往回走了，白大褂的下摆在走廊的穿堂风里微微晃动。

他的背影很高，很直，肩膀线条宽阔而端正，走在医院惨白的灯光下，像一尊移动的雕塑。

温以宁站在原地，看着那个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她低下头，看着手里的门禁卡。

卡片背面贴着一张小纸条，上面用黑色马克笔写着三个字：十七楼，3。字迹端正，

一丝不苟，连笔锋都没有。和他这个人一样——什么都收着，什么都藏着，什么都不露痕迹。

她把卡片攥在手心里，塑料的边缘硌着掌心的肉，微微发疼。十七楼，3号值班室。

她曾经在类似的地方等过他很多次。等他下手术，等他换衣服，等他写完最后一份病历。

那时候她坐在值班室的折叠床上，抱着他的白大褂，把脸埋在衣领里，

闻消毒水和洗衣液混合的味道。那时候她以为等待是最难熬的事。后来她才知道，

比等待更难熬的，是等不到。温以宁深吸了一口气，把那个念头压下去，拖着脚步走向电梯。

她按下十七楼的按钮，电梯门缓缓合上。在门即将关上的最后一秒，

她看见走廊尽头的身影——沈时渡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折了回来，站在护士站旁边，

正低头和值班护士说什么。他没有看她这边。电梯门合上了。温以宁靠在电梯壁上，仰起头，

看着天花板上那盏忽明忽暗的灯。两天两夜的路程，四千公里的跋涉，

高原反应留下的偏头痛还在太阳穴里一跳一跳地疼。她闭上眼睛。

脑海里浮现的是一张片子——她母亲用手机拍下来的，发了彩信给她。阿里没有信号，

她骑着摩托车骑了四十公里到镇上才收到。打开的那一瞬间，她看见了那个白色的阴影，

四厘米见方，安静地蛰伏在第四脑室的深处，像一颗沉睡的种子。她骑摩托车回驻地的路上，

摔了一跤。手腕撑在地上，擦破了一层皮。她不觉得疼，甚至没有停车，只是把油门拧到底，

在无人的荒原上狂奔了二十公里。那天晚上她坐在宿舍的床上，盯着手机屏幕上的那张片子，

看了整整一夜。窗外是阿里的星空，银河亮得像一条发光的河。她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沈知许三岁时第一次骑自行车，想起她发烧时说“妈妈不哭，知知不疼”，

想起她每天早上坐在门槛上等电话响，问“爸爸今天会打电话来吗”。

她从来没有告诉沈知许，那个电话永远不会响了。因为是她亲手挂断了那条线。

电梯到了十七楼。门打开，走廊里空无一人，只有墙角的应急灯发出幽绿的光。

温以宁找到3号值班室，用门禁卡刷了一下，锁发出“咔嗒”一声。她推门进去。房间很小，

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上挂着一件备用的白大褂。

床头柜上放着一本翻开的书，是英文的神经外科专著，书页间夹着一支笔。窗户没关严，

夜风把窗帘吹得微微鼓起来。温以宁放下双肩包，走到窗边，伸手关窗。

手指碰到窗框的时候，她看见窗台上放着一样东西——一个小小的陶瓷猫，白色的，

拇指大小，胡须完整。和她钥匙扣上那只一模一样。不，不是一模一样。是同一对。

当年在路边摊买的时候，十块钱三个，她挑了小猫，

他挑了另一只——一只蜷着身子睡觉的猫。她一直以为他随手扔掉了。温以宁站在窗前，

看着那只陶瓷猫，一动不动。风吹进来，凉飕飕的，吹得她后颈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她忽然觉得鼻子很酸，酸得厉害，像是有什么东西从胸腔里往上涌，堵在喉咙口，咽不下去，

也吐不出来。她没有哭。她已经很多年不会哭了。在阿里的那些夜晚，零下二十度的寒风中，

在海拔五千米的无人区，在摩托车摔进沟里、膝盖磕出血的瞬间，她都没有哭过。

她只是伸手，轻轻碰了一下那只陶瓷猫的耳朵。然后她转身，走进淋浴间，拧开水龙头。

水很热，蒸汽弥漫开来，模糊了镜子。她站在花洒下面，让热水浇过头顶，浇过肩膀，

浇过后背上那些被高原阳光灼伤的皮肤。手腕上的绷带湿了，她把它解下来，

看见下面那道伤口——已经不流血了，但边缘有些发白，是泡了水的缘故。她看着那道伤口，

忽然觉得很可笑。在阿里那样危险的地方，她活下来了，毫发无损。回到城市里，摔了一跤，

就破了一层皮。就像那个人。在海拔五千米的无人区，她可以不想他。回到城市里，

看见一只陶瓷猫，就溃不成军。温以宁关掉水龙头，擦干身体，

换上柜子里叠得整整齐齐的洗手衣。衣服太大了，袖子长出一截，她卷了两道，露出小臂。

她躺到床上，拉过被子。被子上有消毒水的气味，和淡淡的、几乎不可察觉的松木香。

那是沈时渡身上的味道。很多年前她就知道。不是古龙水，不是洗衣液，

是他本身的体味——清冷的，干燥的，像深秋的松林。她把被子拉到下巴，蜷起身体，

面朝墙壁。墙上有一块很小的污渍，像是墨水溅上去的，干了之后留下一团深蓝色的印记。

她盯着那块污渍，眼皮越来越沉。在意识模糊的边缘，她听见门外走廊里传来脚步声。很轻，

很稳，一步一步，从走廊的这头走向那头。脚步声在她门前停了一下。只是一下。

短到她几乎以为是错觉。然后脚步声继续向前，越来越远，消失在走廊尽头。

温以宁闭上眼睛。黑暗中，她无声地说了三个字。没有人听见。走廊的另一端，

沈时渡推开了办公室的门。他没有开灯，在黑暗中坐了很久。窗外的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

城市的天际线在远处若隐若现，像一道模糊的伤疤。他拿起桌上的手机，

翻开一个很久没有点开的对话框。对话框里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没有聊天记录，

没有通话记录，干净得像被格式化过的硬盘。他盯着那个空白的对话框看了很久，然后锁屏，

把手机扣在桌上。桌上还有一样东西——那张被他翻过无数次的病历首页。母亲姓名那一栏，

“沈时薇”三个字安静地印在那里。沈时薇。不是温以宁。

他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知道了。沈时薇是他远房堂姐，五年前移民加拿大，

现在应该在温哥华做房产经纪。她用她的名字替温以宁挂了号，填了住院信息，

大概是怕被问到“孩子的父亲是谁”这种问题。但病历上的信息是假的，孩子的病是真的。

五岁半。髓母细胞瘤。Ⅳ级。沈时渡闭上眼。他想起六年前那个下雨天，温以宁站在门口，

把离婚协议书放在茶几上。她说“我们离婚吧”的时候，他正坐在沙发上翻那本医学期刊。

他当时在看一篇关于髓母细胞瘤的综述文章。

那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是：“对于复发或高危组患者，目前尚无标准治疗方案，预后极差。

”他说“好”的时候，视线还停留在那行字上。他不知道，在那个下雨天，

在他低头看那行字的时候，温以宁的身体里，正有一个微小的生命在悄然成形。一个月后，

她签了离婚协议，独自去了**。五个月后，沈知许出生。出生体重六斤二两，哭声嘹亮。

而他什么都不知道。沈时渡睁开眼，拿起桌上的笔，在病历本上写下几行字。

他的字迹端正而冷硬，一笔一画都像是在手术报告上签名。他写完，合上病历本，拉开抽屉，

把本子放进去。抽屉里还有一样东西——一个旧手机，屏幕碎了，开不了机。

是很多年前的款式，背面贴着一张贴纸，是一个卡通的小太阳。那是温以宁的手机。

她走的那天，这个手机从包里滑出来，摔在地上，屏幕碎了。她没有捡。他捡起来了，

一直放在抽屉里，一放就是六年。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留着它。

就像他不知道窗台上那只陶瓷猫为什么要一直放在那里。也许只是因为习惯了。

习惯了在某个位置放着一样东西，不去碰它，也不去扔掉它。时间久了，

它就变成了房间里的一部分，像墙上的污渍，像天花板上那道细小的裂缝，你不再看见它，

但它一直在那里。沈时渡关上抽屉，站起身，走到窗边。窗外是南城的夜色，

万家灯火在雨后的雾气中模糊成一片光晕。远处有救护车的鸣笛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

消失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他忽然想起温以宁刚才坐在长椅上的样子。浑身湿透，头发滴水，

脚边放着一个磨破了的双肩包。她坐在那里看手机，眉头微微蹙着，嘴唇抿成一条线。

她没有哭，没有叹气，甚至没有表现出任何脆弱的迹象。她只是坐在那里，安静地，疲惫地，

像一块被海浪冲上岸的礁石。温以宁从来都是这样。结婚的时候是这样，

离婚的时候也是这样。她不会摔门，不会砸东西，不会哭着喊着问为什么。

她只会把一张纸轻轻放在茶几上，说一句“我们离婚吧”，然后转身离开，

连脚步声都轻得像怕踩碎了什么。沈时渡一直以为那是因为她足够坚强。后来他才明白，

那是因为她足够绝望。一个真正绝望的人，是不会歇斯底里的。她只会安静地走开，

安静地消失，安静地活成另一个人。就像温以宁。她去了阿里，

一个没有信号、没有公路、没有医院的地方。她在那里待了六年，做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

骑着摩托车在无人区巡逻，拍摄雪豹和藏羚羊。她把自己活成了一个不需要任何人的存在。

如果不是沈知许病了，她大概永远不会回来。沈时渡抬手，按了按眉心。他很累。

从早上七点进手术室，到现在已经十五个小时了。他应该去休息，应该躺在床上，闭上眼睛，

睡一觉。明天还有一台手术，还有二十三床的术前谈话，

还有那个紧贴着脑干的四厘米肿瘤等着他去处理。但他不想动。他就这样站在窗前，

看着城市的夜色一点点沉下去，看着远处的天际线从模糊变得清晰，

再变得模糊——不是因为天亮，而是因为又起雾了。他忽然想起一句话，

是温以宁在很多年前说的。那时候他们刚结婚，住在医院附近的老小区里，房子很小，

隔音很差。有一天晚上，他做完急诊手术回到家，已经是凌晨三点。她还没睡，

坐在客厅的地板上，周围摊着一堆摄影器材的零件，她在修一个摔坏的镜头。

他问她怎么还不睡。她抬起头，鼻尖上沾着一小块黑色的机油，笑着说：“等你啊。

”那个笑容他记了很多年。不是因为有多美，而是因为太短暂了。像一簇烟火，

在夜空中绽开了一瞬，然后迅速熄灭，留下一片比之前更黑的黑暗。沈时渡转过身，

离开窗前。他走到门口，伸手关灯。手指碰到开关的瞬间，他停了一下。

走廊尽头的值班室里，亮着一盏灯。是3号值班室。门缝下面透出一线暖黄色的光，微弱，

但在黑暗中格外清晰。她没有关灯。沈时渡看着那线光，站了很久。然后他收回手，

没有关自己办公室的灯，转身走进了走廊。他经过护士站的时候，

值班护士抬起头：“沈主任，还没走？”“走了。”他说。他走向电梯，

路过3号值班室的时候，脚步没有停，目光也没有偏。但他听见了里面的声音。很轻，很细，

像是一只小动物在睡梦中发出的呢喃。是温以宁在说梦话。他听不清内容，

只听见断断续续的音节，像是被风吹散的蒲公英，零零碎碎地落在走廊的空气中。

他按下电梯按钮，门开了。他走进去，转过身，看着走廊尽头的3号值班室。

电梯门缓缓合上。在门即将完全闭合的那一瞬，他忽然听清了那句话。

温以宁在梦里说：“时渡，救救她。”电梯门关上了。数字从17跳到16，跳到15，

一路向下。沈时渡靠在电梯壁上，仰起头，看着天花板上的灯。灯很亮，白得刺眼。

他没有闭眼，因为他知道，闭上眼睛之后，

那个四厘米的白色阴影会浮现在黑暗里——紧贴着脑干，血供丰富，像一颗沉睡的种子。

而那个种子里，藏着一个人的五岁半。藏着温以宁的整个余生。藏着他在六年前那个下雨天，

低头看论文时，错过的所有东西。电梯到了一楼。门打开，

夜风从大厅的旋转门缝隙里灌进来，带着雨后泥土的腥气。沈时渡走出电梯，

穿过空无一人的门诊大厅，推开侧门，走进停车场。他的车停在角落里，一辆深灰色的轿车，

洗得很干净，但车身有几道细小的划痕——是上周在高速上被石子崩的。他打开车门，

坐进驾驶座，没有发动。他坐在黑暗中，双手放在方向盘上，

拇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方向盘的真皮缝线。那个动作很轻，很慢，

像是在抚摸一道看不见的伤口。仪表盘上的时钟跳到了11:47。再过十三分钟，

就是新的一天。而二十三床的术前谈话，定在明天上午九点。他会在那间办公室里，

坐在桌子的一边，温以宁坐在另一边。他会把那张片子挂在灯箱上，

用激光笔指着那个四厘米的白色阴影，告诉她肿瘤的位置、大小、与周围组织的关系。

他会告诉她手术的风险——大出血、脑干损伤、面神经麻痹、术后感染、复发率。

他会用最专业的语言，最平稳的语气，把这一切说清楚。

就像他对一千个、一万个家属说过的那样。他唯一不能告诉她的，

是此刻他握着方向盘的指尖，正在微微发抖。沈时渡闭上眼，把额头抵在方向盘上。黑暗中，

他听见自己的呼吸声。一深一浅，一深一浅，像是一个在水底憋了很久的人，

终于浮上来喘了一口气。然后他发动了车。引擎轰鸣声中，他驶出停车场，汇入深夜的车流。

南城的街道在雨后反射着路灯的光，柏油路面湿漉漉的，像一条黑色的河。他开着车，

漫无目的地绕了两圈，最终停在一个路口等红灯。红灯很长，九十九秒。他转头看向窗外，

看见路边的一家便利店，灯火通明。便利店的玻璃门上贴着招聘启事，

旁边是一个外卖取货口，一个穿着黄色制服的外卖员正站在门口抽烟。便利店的对面，

是一家关了门的母婴店。橱窗里还摆着一个模特，穿着婴儿连体衣，粉色的，

帽子上有两个兔子耳朵。沈时渡看着那只兔子耳朵，

忽然想起沈知许的病历上写着：身高110cm，体重18kg。五岁半的女孩，

110厘米，18公斤。他不知道她长什么样。不知道她像不像温以宁，

不知道她的头发是长是短，不知道她笑起来有没有酒窝，

不知道她叫“爸爸”的时候是什么声音。她可能从来没有叫过“爸爸”。因为没有人告诉她，

她有爸爸。红灯变成绿灯。沈时渡踩下油门，驶过那个路口，驶过母婴店，驶过便利店，

驶过这座城市所有亮着灯和灭了灯的窗口。他开回了医院。把车停好，走进住院部，刷卡，

上十七楼。走廊里静悄悄的，只有护士站的电脑屏幕发出幽蓝的光。

值班护士趴在桌上睡着了，肩膀随着呼吸轻轻起伏。他放轻脚步，走过护士站，

走过3号值班室。门缝下面的那线光已经灭了。她关灯了。沈时渡站在门前，

听着里面均匀而绵长的呼吸声。隔着一扇门，六年的距离，四千公里的荒原，

和一个四厘米的肿瘤。他抬起手，指尖几乎碰到门把手。然后他放下手，转身离开。

他走进办公室，关上门，没有开灯。他坐到椅子上，从抽屉里拿出那个屏幕碎裂的旧手机，

放在掌心里。手机很小，很轻，像一只死去的蝴蝶。他用拇指摩挲着背面那个小太阳的贴纸，

贴纸的边缘已经翘起来了，他按了按，把它按回去。然后他把手机放回抽屉，关上。

他拿起桌上的病历本，翻到二十三床那一页，在“主治医生意见”一栏里，

用那支他用了很多年的钢笔，写下了一行字：“拟行枕下后正中入路第四脑室肿瘤切除术。

术者：沈时渡。日期：——”他写到这里，笔尖停住了。窗外，

南城的第一缕晨光刚刚撕开夜幕，灰蓝色的光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落在他握笔的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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