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酒落花轻所写的这部小说叫做《海城旧事》,里面的主人翁是老周杨哥,这是一本难得一见的情节故事,作者诗酒落花轻的文笔俱佳,剧情跳跃起伏,让人深陷其中,第2章的内容:黑乎乎的长龙冒……
黑乎乎的长龙冒着浓烟,开过去之后路边的雪全部变成灰色的,铁轨两侧的树枝上挂满了煤屑,风一吹哗啦啦地掉黑粉。
但最特殊的一班车,是每月一趟的“特殊输送”。这个名目是我们内部叫的,正式的名字在行车图上只写一个代号——K-11。
K-11从哈尔滨方向开来,经奉天南下,最终目的地是朝鲜的釜山。车上装的是人。什么人,我们不知道,只知道三点:第一,这趟车在奉天停靠的时候,站台上要***,不允许闲杂人等靠近,连我们这些铁路上的工作人员也只能待在指定的位置;第二,押车的是关东军宪兵队,不是普通的宪兵,是戴白色袖标的特别宪兵——那时候铁路工人中间流传一个说法,袖标上有三道红线的,是管“特殊勤务”的,惹不起;第三,K-11在调度图上永远排在最高优先级,所有车次都要给它让道,哪怕是总司令的专列也得在会让站等着。
当时私下里有各种猜测。有人说运的是抗日分子,也有人说是从各地抓来送去日本做苦力的劳工。谁也说不准,也没人敢去搞清楚。
一九四四年秋天的时候,K-11出了一件事。
三
那是九月末的一个深夜,具体日子记不清了——在铁路上干了四十多年,日子都混在一起了,能记住季节、记住天气、记住当时空气中的味道,但你要问我几号,我答不上来。只记得天下着雨。不是夏天那种倾盆大雨,是秋天才有的那种细雨,细得跟雾一样,落在脸上凉丝丝的,把站台上的煤烟味和铁锈味都勾了出来。那种雨在奉天的秋天很常见,一下就是一整夜,第二天早上起来,满城的房顶都是湿漉漉的黑色。
K-11按照计划应该在凌晨两点四十分进奉天站,停车二十分钟,加水加煤,然后继续南下。这趟车从来不换机车,水煤加满就走,宪兵全程不下车,也没有人上车。那时候火车头主要是蒸汽机车,烧煤的,跑一段就得加水加煤,不然锅炉烧干了要炸。从哈尔滨到奉天差不多七百公里,中间只停两次加水,一次在新京,一次就是奉天。
两点半的时候,我师傅老周——调度室的老大,大名叫周德厚,一个在满铁干了三十年的老铁路——接到哈尔滨方面的电话,说K-11已经通过了四平,正点运行。
老周那年五十三岁,是山东人,身材不高,但壮实,年轻时候在胶济铁路上干过,后来被满铁招了过来。他在满洲的铁路上待了快三十年,什么样的事都见过——脱轨、撞车、爆炸、冻死人。他的脸是铁路上混久了的人特有的那种脸:皱纹深而密,眼睛在皱纹的包围中显得格外小,但格外亮。他不怎么笑,要说也是三两个字往外蹦,但他对手底下的徒弟从来没有苛待过。
放下电话,老周在行车图上划了一道红线,用红铅笔,一笔到底,稳稳当当。那条红线从四平的位置出发,一路向南,终点是奉天。这是老规矩了——K-11的行车轨迹必须用红笔标注,别的车次可以用蓝的、可以用黑的,唯独它必须是红的。我问过为什么,老周说,你问那么多干嘛。
然后他看了我一眼。老周看人的方式很特别,不是正面看,是从眼睛上方翻出来看,头不动,眉毛往上挑一下,目光就从老花镜的上沿射出来,又犀利又专注。
“去站台上盯着。奉天这边加水快一点,别耽误。K-11这趟车从来不等人。”
我裹着一件雨衣出了调度室。雨衣是满铁发的劳保用品,橡胶的,硬邦邦的,穿上像套了一个桶。雨水打在上面噼里啪啦地响,顺着领口往里渗,凉得人打激灵。站台上已经***了。所谓***,就是站台两端各站四个宪兵,牵一条狼狗。那条狼狗趴在地上,耳朵竖着,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呜咽声,像是在预告什么。
宪兵牵狼狗的那个姿态,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不是把狗绳攥在手里,是把狗绳绕在手腕上,一圈,两圈,三圈,勒得紧紧的,像是那条狗不是用来咬人,而是用来拉住他自己的。
雨幕把站台上的灯光打得模模糊糊。奉天站那时候用的是白炽灯泡,装在铸铁灯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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