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入武昌民国二十一年的秋天，我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从长沙赶到武昌。
彼时我年方十九，在长沙师范读书，因家中变故，不得不休学一年，
辗转投奔在武昌谋生的叔父。叔父在粮道街开了一间小小的笔墨铺子，
卖些湖笔、徽墨、宣纸之类的东西，生意不算红火，但足以糊口。我在铺子里帮忙，
白日里守柜台，晚间便在阁楼上读书，日子过得清苦而平静。武昌到底是九省通衢之地，
虽比不上上海、南京那般繁华，却也有几分都会的气象。街上电车叮叮当当地跑，
穿中山装的公务人员和穿长衫的读书人混在一处，间或还能看见几个穿西装的洋行买办，
行色匆匆地钻进小汽车里。只是这表面的繁华底下，
总隐隐浮动着一种不安——北边的日本人占了东三省已经好几年，如今又往关内渗透，
报纸上天天都是“华北危急”的字样，人心惶惶的，像一根绷紧了的弦，
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断。我就是在粮道街的笔墨铺子里认识陈明远的。那是个阴沉的下午，
天上压着厚厚的铅云，像是要落雪又落不下来的样子。街上行人稀少，
我正百无聊赖地翻着一本《新月》杂志，门帘一掀，进来一个年轻人。
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脚上的布鞋磨得起了毛边，怀里抱着几卷旧书，
看起来囊中羞涩得很。但他生得清秀，眉目之间有一股子读书人特有的倔强之气，
鼻梁上架着一副圆框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很亮，像是藏着什么不灭的火种。“请问，
有《昭明文选》么？”他的声音不高，但很清晰。我放下杂志，
从架子上取了一套下来：“有，这是扫叶山房的石印本，四册一套，两块大洋。”他接过书，
翻了翻，又看了看定价，脸上露出一种为难的神色。沉默了片刻，他说：“有没有便宜些的？
或者……单册的也行。”我打量了他一眼，心里大约明白了。
那会儿像我这样的穷学生多得很，买书向来是要掂量再三的。我说：“单册倒是没有，
不过有一套旧版的，也是扫叶山房印的，品相稍差些，一块二大洋，你要不要看看？
”他眼睛一亮：“看看。”我从柜台下面翻出那套旧书来。书页已经泛黄了，
上册的书角有些水渍，但整体还算完整。他仔细翻检了一遍，点了点头：“就要这个。
”付了钱，他把书小心地塞进随身的布包里，却没有急着走。他站在柜台前，
看了一眼我手里的《新月》杂志，忽然说：“你也看这个？”“随便翻翻。
”“这一期有沈从文的《凤子》，写得不错。”他说，语气里带着一种书虫遇见同类的热忱。
就这样，我们攀谈起来。他叫陈明远，湖北黄冈人，在武昌的私立中华大学读中文系，
今年也是十九岁，比我大几个月。他家境清寒，父亲早年在乡间教私塾，几年前病故了，
母亲靠着几亩薄田供他读书，日子过得很紧。他住在学校附近的廉租房里，
每月只有八块钱的生活费，除去房租和饭钱，能用来买书的钱少得可怜。“我叫沈念舟。
”我说，“长沙人，现在在叔父的铺子里帮忙。”“难怪你对书这么熟。”他笑了笑，
笑容里有一种温和的、让人愿意亲近的东西。那天我们聊了很久，
从《昭明文选》聊到新文学，又从新文学聊到时局。他说他喜欢废名的文章，
觉得那种冲淡平和的笔调里有大滋味；我说我更喜欢鲁迅的，觉得他的文章像刀子，
能剖开人的皮肉看见骨头。他不同意，但也不争辩，只是微微笑着，说：“鲁迅自然是好的，
只是太冷了些。我还是喜欢温厚的东西。”临别时，他忽然回头说了一句：“沈兄，
改日到我那里坐坐，我有一部手抄的《诗经》注解，是吾乡一位老秀才传下来的，很有意思。
”我说好。此后我们便常常往来。他果然请我去看了那部手抄的《诗经》注解，
字迹工工整整，用的是上好的黄表纸，虽然年头久了，纸边有些发脆，但保存得极好。
注解的体例很特别，不拘泥于汉宋之争，时有独到之见，
看得出那位老秀才是个有真学问的人。陈明远说，这位老秀才姓方，是他父亲生前的好友，
临终前把这手稿托付给了他父亲，要他“找个识货的人”。他父亲去世后，
这手稿便传到了他手里。“我想将来有机会把它印出来。”他说这话的时候，
眼睛里又亮起了那种不灭的火。我那时还不知道，这个看起来文弱而固执的读书人，
很快就会卷入一场他自己完全无法掌控的风波之中。而那场风波，
将把我们两个人的人生都推向一个我们从未预想过的方向。二、诬陷事情发生在那年冬天。
武昌的冬天算不上多冷，但湿气重，阴冷起来也够人受的。我记得那几天一直在下雨，不大，
细细密密的，像谁在天上撒着一把永远撒不完的针。粮道街的青石板路面被雨水打湿了，
泛着幽幽的光。那天傍晚，我正在铺子里算账，陈明远忽然闯了进来。他浑身湿透了，
头发贴在额头上，脸色白得像一张宣纸，嘴唇微微发抖——不知道是冷的还是怕的。
他的眼镜片上蒙了一层水雾，他也顾不上擦，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声音发颤地说：“念舟，
出事了。”我被他吓了一跳，连忙拉他到柜台后面坐下，
倒了一杯热茶塞进他手里：“慢慢说，出什么事了？”他喝了口茶，手还在抖，
茶水溅出来一些，洒在柜台上。他深吸了一口气，说：“有人告我通共。
”这四个字像一记闷雷，炸得我脑子里嗡了一声。通共。在那个年头，
这两个字足以要一个人的命。且不说南京方面对**的清剿从未停止过，
就是湖北省府的清乡团，也隔三差五地在城里抓人，抓到了便是一顿毒打，不死也得脱层皮。
陈明远一个穷学生，怎么就跟“通共”扯上了关系？“谁告的？”我问。“周世昌。
”他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牙齿咬得咯吱响。周世昌这个人我是知道的。
他也是中华大学的学生，跟陈明远同系但不同班，家里在汉口开了一家钱庄，
算是个富家子弟。此人生得白白胖胖的，一张圆脸上总是挂着笑，看起来和和气气的，
但背地里心眼极小，睚眦必报。他跟陈明远的过节，
说起来其实是一件很小的事——上学期系里评奖学金，陈明远成绩最好，得了一等奖，
周世昌得了二等奖。周世昌不服气，觉得陈明远不过是个穷小子，凭什么压他一头，
便在背后散布谣言，说陈明远的论文是抄袭的。陈明远知道后，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要求对质，
让周世昌拿出证据来。周世昌拿不出，闹了个大红脸，从此便恨上了陈明远。
但为了一份奖学金就诬人通共，这也太过了。我隐隐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从头说。”我按住他的手，让他稳住。陈明远定了定神，
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原来上个月，陈明远在街头偶然遇到了一个同乡，名叫刘福生，
是他在黄冈时的旧相识。刘福生比他大几岁，小时候一起读过私塾，后来刘家搬走了，
便断了联系。这次重逢，刘福生说他现在在武昌做事，具体做什么没说，陈明远也没多问。
两人叙了叙旧，刘福生听说陈明远在中华大学读书，便说改日要请他吃饭，
陈明远客气地推辞了，但刘福生很热情，执意要请，陈明远便答应了。几天后，
刘福生果然来找他，两人在粮道街的一家小饭馆里吃了顿饭。
席间刘福生问了问陈明远的学业和生活，又说了些家乡的事，看起来不过是寻常的叙旧。
吃完饭，刘福生说他在找一个地方，问陈明远知不知道路，陈明远便给他指了路，
两人就在街口分了手。就这么一件平平无奇的事，不知道怎么被周世昌知道了。
周世昌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刘福生其实是个地下**员，
便一口咬定陈明远“与共党分子往来密切”，向学校训育处递交了一份检举信，
说陈明远“通共”，要求学校严查。“我跟刘福生真的只是吃了一顿饭，
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陈明远的声音几乎是在吼了，
但他的吼声里满是委屈和无助，“我就算再糊涂，也不至于去干那种掉脑袋的事啊！
”我沉默了很久。在那个年月，
这种事我听得太多了——一个人可能因为一句无心的话、一次偶然的会面，
就被扣上“通共”的帽子，从此万劫不复。而且这种事情最难办的地方在于，你越是辩解，
人家越觉得你心虚；你越是想证明自己的清白，就越容易被人抓住更多的把柄。
“学校那边怎么说？”我问。“训育主任找我谈过话了。”陈明远的脸色更白了一些，
“他说学校会调查，但在调查期间，让我先停课。”“停课？”“对。
他说这是‘保护性措施’，怕我在学校里‘引起不必要的议论’。”他苦笑了一下，
“其实就是把我晾在一边，等风头过了再说。但如果周世昌继续闹下去，学校为了撇清干系，
很可能会把我开除。”开除。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
开除不仅仅是失学的问题——一个被开除过的人，将来想在教育界找份工作都难。
陈明远这一辈子，可能就因为这一顿饭，彻底毁了。“你去找过刘福生吗？”我问。
“找过了，找不到。”他摇了摇头，“他住的地址是假的，我去了那边，根本没人认识他。
他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我心里咯噔一下。如果刘福生真的是地下**员，
那他现在很可能已经转移了，甚至可能已经被抓了。如果是后者，
那陈明远的处境就更危险了——清乡团的人很可能会顺藤摸瓜找上门来。“明远，你听我说。
”我握住他的手，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冷静一些，“这件事你不能就这么等着。
学校那边，你得主动去找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你认识什么有头脸的人么？
能在学校说得上话的那种？”他想了想，摇了摇头：“我一个穷学生，
哪里认识什么有头脸的人。”我心里暗暗着急。我自己的叔父不过是个小生意人，
在这武昌城里也说不上什么话。我在武昌也没什么人脉，要想帮陈明远，
光靠我们两个人是万万不行的。那天晚上，陈明远没有回他的住处，
在我的阁楼上凑合了一夜。我听见他在黑暗中翻来覆去，时不时发出一声压抑的叹息。
我也没有睡着，脑子里一直在转——到底该怎么办？第二天一早，
我叔父上楼来叫我去开店门，看见陈明远睡在地铺上，愣了一下。
我把事情简单跟叔父说了说，叔父皱起了眉头，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这种事，
光靠你们两个娃娃是摆不平的。得找个有势力的人出面说话才行。”“可是找谁呢？
”我急得不行。叔父又想了想，说：“粮道街西头有个武家，在武昌地面上有些根基。
武家的老太爷以前做过道台，虽说如今清朝亡了，但武家在湖北官场上的人脉还在。
现任的武家家主武鹤鸣，跟湖北省**的几个厅长都有交情。要是能请武家出面说句话，
学校那边应该就不敢乱来了。”武家。我在粮道街住了几个月，当然听说过武家。
那是武昌城里数得着的大户人家，宅子在粮道街西头，占了整整半条街，青砖黛瓦，
门楣高大，门口蹲着一对石狮子，气派得很。我听叔父说，武家祖上做盐商发的家，
后来捐了官，成了亦官亦商的门第。到了武鹤鸣这一代，虽然没有了前清的官衔，
但家底还在，生意做得不小，在汉口有几家纱厂，在武昌有十几处铺面，
在湖北政商两界都很吃得开。“可是武家跟咱们非亲非故的，凭什么帮这个忙？”我说。
叔父叹了口气：“这倒是个难处。武家那种门第，寻常人连门都进不去，
更别说求他们办事了。”我回头看了一眼阁楼上，陈明远已经坐起来了，正靠着墙壁发呆。
晨光从窗户缝里漏进来，照在他苍白的脸上，那副圆框眼镜歪歪斜斜地挂着，
整个人看起来憔悴极了。我心里一横，说：“不管怎样，总得试试。”三、武家说是要试试，
可真到了要去找武家的时候，
现自己连武家的大门朝哪边开都搞不清楚——虽然每天从粮道街走过都能看见那座高门大院，
但走进去是另一回事。我在粮道街上打听了一圈，才从一个卖豆腐脑的老头那里知道，
武家有个远房亲戚在附近开了一家绸缎庄，姓孙，叫孙德彪。我想着，
找这个孙德彪或许能搭上话。孙德彪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胖墩墩的，
一张圆脸上总是笑眯眯的，像个弥勒佛。他的绸缎庄在粮道街中段，铺面不大，
但收拾得很体面。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坐在柜台后面打算盘，见了我，笑眯眯地问：“小哥，
买绸缎？”“孙掌柜，”我拱了拱手，“在下沈念舟，在粮道街上开笔墨铺子的。
有一件事想求孙掌柜帮忙。”“哦？”孙德彪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笑容不变，
但眼神里多了一丝审视，“什么事？”我把陈明远的事简单说了一遍，
说想请武家出面说句话，帮陈明远洗清冤屈。孙德彪听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
笑容收了几分。“小哥，不是我不帮你。武家那种门第，我一个远房亲戚，
平日里也就逢年过节才走得进去。你说的事，牵扯到共党，这不是小事。
武家未必肯趟这趟浑水。”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但我不甘心。我说：“孙掌柜，
我那同学真的是被冤枉的。他跟那个刘福生只是吃了一顿饭，根本不知道对方的身份。
要是因为这个就被开除，一辈子就毁了。孙掌柜，您也是读书人出身，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孙德彪又看了我一眼，这回目光温和了一些。他沉吟片刻，说：“这样吧，我帮你去问问。
但我丑话说在前头——武家答不答应，我不敢打包票。”“多谢孙掌柜！”我连忙鞠躬。
孙德彪摆了摆手：“你先别谢我。你要是真有心，明天下午到武家后花园的角门等着，
我进去跟武家的人说说，看能不能让你见一见武家的大**。”“武家大**？”“武青棠。
”孙德彪说这个名字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种微妙的敬意，“武鹤鸣的大女儿，
今年大概二十出头吧。这姑娘可不简单，打小跟着她父亲走南闯北，见过大世面，
做事比男人还利落。武家好些事情，现在都是她在打理。你要是能说动她，事情就有希望。
”武青棠。我在心里默默记下了这个名字。第二天下午，我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来到了武家后花园的角门。那扇门很小，开在一道高高的青砖墙上，门上刷着黑漆，
铜环擦得锃亮。我在门外等了大约半个时辰，门开了，孙德彪探出头来，朝我招了招手。
“进来吧，大**同意见你了。”我跟着孙德彪穿过一条窄窄的夹道，拐了几个弯，
来到一个小院子里。院子不大，但布置得很精致——几竿修竹，一座假山，
一口青石缸里养着几尾金鱼。正对着院门是一间花厅，雕花的窗棂半开着，
里面传出淡淡的茶香。孙德彪在花厅门口停住了，低声对我说：“进去吧，大**在里面。
”我整了整衣襟，迈步走了进去。花厅里陈设简素，一张花梨木的八仙桌，几把太师椅，
墙上挂着一幅水墨山水，题款看不太清。桌上摆着一套青花瓷的茶具，
茶香袅袅地从壶嘴里飘出来。而那个坐在太师椅上的人，让我一下子愣住了。
我本以为武家的大**会是那种珠围翠绕、娇生惯养的闺秀，
但眼前这个人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她穿着一件月白色的旗袍，
外面罩着一件深灰色的开衫，头发挽了一个简单的髻，用一根银簪子别着，
浑身上下没有一件多余的首饰。她的五官生得很端正，不是那种柔媚的美，
而是一种清朗的、带着英气的漂亮。眉毛修长而有力，眼睛不大但极亮，像两颗寒星，
看人的时候目光直直的，不闪不避。她的皮肤不算白，
是那种经常在外面走动的人才有的健康肤色。整个人坐在那里，腰背挺得笔直，
像一株长在旷野里的白杨树。这就是武青棠。她手里端着一杯茶，正慢慢地喝着。见我进来，
她放下茶杯，微微抬了抬下巴，目光从我脸上扫过，
不冷不热地说：“你就是孙叔说的那个沈念舟？”“是，在下沈念舟。”我鞠了一躬。
“坐吧。”她指了指对面的一把椅子，“说说你那个同学的事。”我坐下来，
把陈明远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我说得很仔细，生怕漏掉任何一个细节。
我说陈明远是个什么样的人，说他跟周世昌的过节，说他跟刘福生只是吃了一顿饭，
说他现在被停课了，说他的前途可能就此毁掉。我说着说着，声音不自觉地高了起来，
情绪也有些激动。武青棠一直安静地听着，没有打断我。她的表情始终淡淡的，
看不出什么情绪变化，只有那双眼睛偶尔会闪动一下，像是心里在盘算着什么。等我说完了，
她沉默了片刻，然后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淡淡地说：“你说他是冤枉的，可有什么证据？
”“证据……”我愣了一下，“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证据。但陈明远的为人我可以担保，
他绝不可能参与那种事。”“担保？”她轻轻笑了一声，那笑声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讽刺，
“沈先生，你担保有什么用？在这个年头，‘通共’两个字不是靠担保就能洗清的。
”我心里一沉，觉得她可能要拒绝了。但我还是不甘心，又说：“武**，
我知道这件事很难办，也知道武家没有必要帮这个忙。但陈明远真的是无辜的，
他只是一个穷书生，一心只想读书做学问，从来没有想过要卷入任何政治。
如果因为这样就被毁了前程，那也太不公平了。”武青棠看了我一眼，目光里多了一丝审视。
她放下茶杯，站起身来走到窗前，背对着我说：“沈先生，你倒是挺讲义气的。
”我不知道她这话是褒是贬，便没有接话。她转过身来，看着我，忽然说：“这样吧，
这件事我帮你问问。但我不能保证什么。”我大喜过望，连忙站起来鞠躬：“多谢武**！
多谢武**！”“别忙着谢。”她摆了摆手，语气恢复了那种淡淡的、不冷不热的调子，
“我帮你，不是因为你，也不是因为你那个同学。
我只是不喜欢周世昌那种人——仗着家里有几个臭钱，就随便往别人头上扣屎盆子。这种人，
我看不惯。”她说这话的时候，下巴微微扬起，嘴角带着一丝不屑的弧度，
整个人像一把出鞘的剑，锋利而明亮。那一刻，
我心里忽然涌上一种奇异的感觉——这个女子，跟寻常的女子太不一样了。
她身上有一种东西，我说不清楚是什么，但让人移不开眼睛。后来我才明白，
那种东西叫做风骨。几天之后，事情果然有了转机。武青棠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
让湖北省教育厅的人过问了这件事。
学校训育处的态度立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严查通共分子”变成了“经调查，
陈明远同学与刘福生之往来纯属偶然，并无通共事实”。周世昌的检举信被认定为“诬告”，
他自己反倒被学校记了一个大过。消息传来的时候，陈明远正在我的阁楼上抄书。
我推门进去，把学校恢复他学籍的通知书递给他，他接过去看了半晌，忽然摘下眼镜，
用手背狠狠地擦了一下眼睛。“念舟，”他的声音哑哑的，“谢谢你。”“别谢我，
”我笑着说，“要谢就谢武家的大**。要不是她出面，这件事根本摆不平。
”“武家大**？”他抬起头，一脸茫然。我便把去找武青棠的事跟他说了。他听完，
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低声说：“有机会的话，我想当面谢谢她。”我说：“会有机会的。
”但我没想到，这个机会来得这么快，而且是以一种我们都没有预料到的方式。那天下午，
我和陈明远从学校办完手续出来，走在粮道街上。雨刚停，空气里有一股子清新的湿气，
街面上的青石板被雨水洗得干干净净。陈明远的脸色比前几天好多了，虽然还是有些苍白，
但眼睛里重新有了光彩。我们走到武家大宅附近的时候，忽然听见身后传来一阵汽车喇叭声。
我们往路边让了让，一辆黑色的小汽车从我们身边驶过，在武家大门口停了下来。车门开了，
一个年轻女子从车里钻出来。正是武青棠。
她今天换了一身装束——穿着一件深蓝色的骑马装，脚上蹬着一双黑色的马靴，
头发扎了一个马尾，看起来比上次见面时更加英气勃勃。她手里拿着一根马鞭，
大概是刚从跑马场回来。她看见我们，脚步顿了一下，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瞬，
然后移到陈明远脸上。“你就是那个被冤枉的学生？”她问陈明远。
陈明远显然没有料到会在这里遇见她，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他涨红了脸，
结结巴巴地说：“武……武**，我就是陈明远。多谢您出手相助，
我……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才好。”武青棠打量了他一眼，嘴角微微翘起，
露出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她的目光在陈明远洗得发白的长衫和磨毛了边的布鞋上扫过，
又看了看他怀里抱着的旧书，然后轻轻哼了一声。“下次有这种事，可以直接找我。”她说。
语气轻描淡写的，像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然后她转身上了台阶，
头也不回地走进了那扇高大的黑漆大门。大门在她身后缓缓关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
我和陈明远站在街上，面面相觑。过了好一会儿，陈明远才回过神来，
低声说：“她……她可真厉害。”我点了点头。但我心里想的不是“厉害”这个词。
我想的是她刚才看陈明远的那一眼——那目光里有一种东西，我说不清楚是什么，
但总觉得不只是一句“下次有这种事可以直接找我”那么简单。那时候我还不知道，
这个英姿飒爽的女子，会在往后的岁月里，成为我们三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
而那句轻描淡写的“下次有这种事，可以直接找我”，将会在无数个深夜里，
被我们反复想起。四、时局民国二十二年到二十五年，是武昌城里表面上还算平静的几年。
但这平静是玻璃纸做的，一捅就破。北边的局势一天比一天紧，日本人占了热河，
又逼到了长城脚下。何应钦跟梅津美治郎签了《何梅协定》，中央军撤出河北，
华北的门户算是彻底敞开了。
报纸上天天都是“日本要求华北自治”“日本在北平附近举行军事演习”之类的消息，
看得人心里发慌。武昌这边虽然离前线还远，但气氛也跟着紧张起来。
街上多了不少从前线撤下来的伤兵，拄着拐杖，缺胳膊少腿的，看着叫人心酸。
学校里也在搞军训，学生们穿着不合身的军装在操场上走正步，喊口号，有一种荒诞的认真。
陈明远已经毕业了。他在中华大学读了四年中文系，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毕业后经一位教授推荐，到武昌的一所中学里教国文。薪水不高，一个月三十块大洋，
但总算有了稳定的收入。他在粮道街附近租了一间小房子，安顿了下来，
把他母亲也从黄冈接到了武昌。我们仍然时常往来。他教书之余，
仍然在整理那部《诗经》注解，又陆陆续续搜集了一些别的稿本，打算将来编一部书。
他教书很认真，学生都喜欢他，校长也器重他，日子虽然清苦，但过得踏实。只是有一件事，
让我隐隐觉得不安。武青棠似乎对陈明远格外关注。起初我并没有在意。武青棠帮过我们，
我们心里感激她，逢年过节也会备一份礼物去武家致谢——当然，以我们的身份，
是进不了武家大宅的，只能把东西送到门房那里，托人转交。武青棠偶尔也会让人回个话，
问一问陈明远的近况，说些“陈先生近来可好”之类的客气话。但后来，事情就不太一样了。
有一回，陈明远在学校里跟一个同事起了争执，闹到校长那里去了。本来不是什么大事，
但那个同事在教育局里有关系，放话说要让陈明远“吃不了兜着走”。陈明远心里有些发慌，
跟我商量怎么办。我正想着要不要再去找武青棠帮忙，没想到第二天，
那个同事就主动来找陈明远道歉了，态度好得不像话。后来我才知道，
是武青棠让人打了招呼。又有一回，陈明远的母亲病了，需要吃一种进口的药，
武昌城里买不到，要到汉口的大药房去配。陈明远跑了几趟都没配齐，急得嘴角起了泡。
结果没过几天，武家的人送了一个小箱子来，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那种药，
足足有三个月的量。陈明远收到药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感激、惶恐、不安，
还有一些我说不清楚的东西。“念舟，”他私下里跟我说，“武**对我们太好了，
我……我不知道该怎么报答她。”我说：“人家帮我们，未必图什么报答。
”“可是……”他欲言又止，最后只是叹了口气。我明白他的意思。武青棠是武家的大**，
武昌城里数得着的人物；而他陈明远不过是一个穷教书先生，一个月挣三十块大洋，
连自己都养不活，更别说养家了。这种悬殊的身份差距，让他每一次接受武青棠的帮助时，
都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压力。但武青棠似乎完全不在意这些。她帮陈明远，
就像帮一个普通朋友一样自然。她从来没有表露过任何超出友谊的感情，
说话做事都是大大方方的，爽爽快快的，让人挑不出任何毛病。可我总觉得，
她看陈明远的眼神，跟看别人的不太一样。那种眼神很淡，淡得像水一样，但你仔细看，
水底下好像藏着什么东西。有一次，我在武家后花园的角门外偶然遇见了武青棠。
她刚从外面回来，骑着一匹枣红色的马，身后跟着一个马夫。她看见我，勒住了马，
居高临下地看了我一眼。“沈先生，你那个同学最近怎么样？”“挺好的，谢谢武**关心。
”她点了点头，忽然问了一句：“他有没有跟什么不三不四的人来往？”我一愣，
说：“没有，他除了教书就是看书，交际圈子很窄。”她似乎松了一口气，
但又像是觉得自己不该这样，微微皱了一下眉头，然后一夹马肚子，骑着马哒哒地走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
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武青棠是不是对陈明远……但这个念头只闪了一下，
就被我压下去了。我觉得不可能。武青棠那样的人，怎么会看上陈明远这样的穷书生呢？
这太不现实了。可现实往往比小说更不讲道理。民国二十五年的春天，
武昌城里出了一件大事。日本人在华北步步紧逼，南京**却在节节退让。
全国上下的反日情绪高涨，各地的学生纷纷走上街头，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武昌的学生也不甘落后，几所大中学校联合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
陈明远所在的中学也参与了这次**。陈明远虽然不是组织者，但他带着自己的学生上了街。
他走在队伍的前面，手里举着一面小旗子，跟学生们一起喊口号。**本来是很平和的，
但走到督军署门口的时候，突然冲出来一队军警，拿着棍子驱散人群。场面一下子乱了，
有人被推倒了，有人被打伤了，哭喊声、叫骂声混成一片。
陈明远为了保护一个被推倒的学生，自己的眼镜被打掉了，额头上也被棍子蹭破了一块皮，
血流了一脸。那天晚上，他带着伤来找我，头上缠着一块临时撕下来的布条，血已经止住了，
但脸色很不好看。“念舟，你说我们还能这样忍多久？”他坐在我的阁楼上，
声音低沉而疲惫。我没有说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就在这时候，
楼下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下去开门，看见门口站着一个武家的仆人，
气喘吁吁地说：“沈先生，陈先生是不是在您这儿？大**让我来看看，
说听说陈先生受伤了，让我们送些药来。”我回头看了一眼楼梯口，陈明远正站在上面，
脸色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苍白。他慢慢走下楼来，接过那个仆人递过来的药箱，
打开看了看——纱布、碘酒、消炎粉、止痛药，样样齐全。他沉默了很久，
然后低声说：“替我谢谢武**。”仆人走了之后，他坐在柜台旁边的椅子上，
把药箱放在膝盖上，手指轻轻摩挲着箱子上的铜扣，一言不发。我看着他，
忽然觉得心里有些发酸。“明远，”我说，“武**对你……”“我知道。”他打断了我，
声音很轻。“那你……”“我不知道。”他抬起头看着我，眼镜片后面的眼睛红红的，
“念舟，我不知道。”那是我第一次看见陈明远露出那样茫然的表情。
他平时是个很坚定的人，读书做事都有自己的主张，从不轻易动摇。但那天晚上，
他像一个站在十字路口的孩子，不知道该往哪边走。我理解他。
一边是武青棠——武家的大**，对他有恩，有情，
有义；另一边是他自己的身份和尊严——一个穷教书先生，拿什么去配人家？
那天晚上他在我的阁楼上又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走了，把药箱也带走了。后来我听说，
他亲自去武家道了谢。但他没有见到武青棠——门房说大**出门了，要过几天才回来。
他把药箱还给门房，留下一张字条，上面只写了四个字：“大恩不言谢。”再后来，
事情就起了变化。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消息传到武昌的时候，
是七月九日的早晨。我像往常一样打开铺子的门板，街上已经有人在议论了。
一个报童举着报纸从街那头跑过来，嘴里喊着：“号外！号外！日军在卢沟桥进攻我军！
二十九军奋起抵抗！”我买了一份报纸，站在柜台前面看。越看心里越沉。全面抗战，
终于还是来了。接下来的日子，局势急转直下。七月下旬，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八月，
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国民**宣布迁都重庆，
大批的机关、学校、工厂开始向西、向南迁移。武昌城里乱成了一锅粥——有人忙着南逃，
有人忙着西撤，也有人忙着囤积物资，发国难财。武家也在做准备。武鹤鸣虽然年事已高，
但头脑还很清醒。他把大部分资产转移到了重庆，又安排家中的女眷先走。但武青棠不肯走。
她说她要留在武昌，“看看能做些什么”。她确实做了不少事。
她在武昌组织了一个妇女救护队，培训了一批女青年学习急救知识，
在前线和后方之间来回奔波。她还捐了一大笔钱给抗日后援会，
买了大量的药品和绷带送到前线去。陈明远也没有走。他的学校停课了，他留在武昌，
帮着难民救济委员会做事，登记难民信息，分发救济粮。他的工作琐碎而繁重，
但他干得很认真，常常忙到深夜才回家。那段时间，我们三个人见面的机会反而多了起来。
有时候在救济站，有时候在救护队，有时候在街头。武青棠看见陈明远，
还是会淡淡地点个头，说几句客气话，但那种客气底下，
似乎多了一些什么——一些在乱世里才有的、惺惺相惜的东西。有一次，
我在救济站看见武青棠来找陈明远。她穿着一件灰色的棉布褂子，袖子挽到了胳膊肘以上，
露出晒成小麦色的手臂。她的头发随便扎了个马尾，脸上有些灰尘，但眼睛还是那么亮。
“陈先生，”她站在门口，没有进来，“明天有一批药品要从汉口运过来，
需要人手帮忙搬运。你能找几个学生来吗？”陈明远放下手里的笔，站起来说：“没问题，
我明天带几个人过去。”“好。”她转身要走，忽然又停下来，回过头看了他一眼。
那一眼很短暂，
但我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那目光里有一种柔软的、几乎可以称为温柔的东西。
那不是一个大**看一个穷书生的目光，而是一个女人看一个男人的目光。“你自己也小心。
”她说完这句话，就快步走了。陈明远站在原地，愣了好一会儿，才重新坐下来继续工作。
但他拿起笔的时候，手微微抖了一下，墨水在登记表上滴了一个圆圆的墨点。
我在旁边看着这一切，心里又是酸楚又是欣慰。酸楚的是，这场战争把一切都打乱了，
所有人的命运都像风中的落叶，不知道会飘到哪里去。欣慰的是，在这样乱的时候，
陈明远和武青棠之间那道看不见的鸿沟，似乎被什么东西填平了一些——在战争面前，
大**和穷书生的身份差距，好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可是好景不长。民国二十七年春天，
日军逼近武汉。江北已经能听见炮声了，每隔几天就有日军的飞机来轰炸，
炸弹落在汉口、汉阳，有时候也落在武昌。城里的人开始大规模地撤离，
长江上的船只日夜不停地往西走，码头上挤满了拖家带口的难民。武家终于也撑不住了。
武鹤鸣带着大部分家眷撤往重庆，但武青棠仍然不肯走。她说救护队还需要她，
她不能在这个时候丢下伤员不管。武鹤鸣拿这个女儿没办法，
只好留下几个忠心的仆人和护卫，自己带着其他人先走了。陈明远也没有走。
他把母亲托付给了一个远房亲戚，让他们先往湖南那边撤，自己留了下来。
他说他要跟武青棠一起走——等到非走不可的时候。“一起走”这三个字，
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时候，轻得像一片羽毛，但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他选择了她。
五、武芸但命运这个东西，最擅长的就是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给你一记响亮的耳光。
武芸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我第一次见到武芸，是在武家的大宅里。
那时候局势已经很紧张了，日军已经到了武汉外围，城里的炮声一天比一天近。
武青棠的救护队忙得不可开交，我有时候也会去帮忙，搬运伤员、分发药品，
做些力所能及的事。那天下午，我刚从救护队回来，浑身是汗，正想找个地方歇一歇，
武家的一个仆人跑来找我，说武青棠让我去一趟大宅，有事商量。我跟着仆人走进武家大宅。
宅子里已经没什么人了，大部分的房间里都是空的，家具上蒙着白布，显得冷冷清清的。
我们穿过几进院落，来到后院的一间花厅前。花厅的门开着，我还没走进去，
就听见里面传出一个年轻女孩的声音，脆生生的，像春天的风铃：“姐姐，
你就带我一起走嘛！我不要一个人去重庆，我要跟你在一起！”我走进去，
看见武青棠站在窗前，背对着门，手里拿着一份地图。而在她身边，
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正拉着她的袖子，撒娇似的晃来晃去。这个少女就是武芸。
武芸是武青棠的堂妹，武鹤鸣弟弟的女儿。她父亲几年前去世了，母亲改嫁了，
她便一直寄养在武青棠家里。她比武青棠小五六岁，长得娇小玲珑，
一张圆圆的脸上嵌着一双大大的眼睛，笑起来的时候露出两颗小虎牙，像一只毛茸茸的小猫。
跟武青棠的英气逼人不同，武芸的美是那种甜丝丝的、让人一看就想保护的美。
她穿着一件粉色的旗袍，头发剪得短短的，齐耳根，是那时候最时兴的学生头。
她整个人看起来就像一颗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水蜜桃，鲜嫩得能掐出水来。“芸儿，别闹。
”武青棠的声音有些疲惫，“重庆那边安全，你跟着伯父走，我办完事就去找你们。
”“我不信！”武芸噘着嘴，“你每次都这么说，上次你去上海也是这样说的，
小说《棠棣之华-武昌往事》 棠棣之华-武昌往事精选章节 试读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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