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哭。
蹲在地上把信反复看了三遍，叠好，放回铁盒子。
然后我给福利院打了电话。
院长换了好几任，现在的院长姓陈，是个年轻女人，我不认识。
“我想查一下，有没有一个叫方建国的人给福利院汇过款，指名转交给一个叫林芳的孩子。”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你稍等，我查一下。”
十分钟后她回电话。
“查到了。确实有这笔款项记录，从2003年开始，每个月都有汇款。”
“那钱转交了吗？”
又是沉默。
“林芳六岁就被领养了，之后的汇款……按照当时的规定，找不到本人的，就并入了福利院的公共基金。”
我握着手机，蹲在那间二十平米的屋子里。
他往福利院寄了二十一年的钱。
一分也没到我手上。
“你们没想过联系汇款人吗？告诉他孩子已经不在了？”
电话那头的声音变得窘迫：“这个……当时的管理确实不太规范——”
我挂了电话。
没有意义了。
第二天上班，馆长告诉我，方建国的遗体按程序可以入殓了。
方远征来签字，带了一套新衣服。
深蓝色的中山装，扣子是新的。
“在哪儿买的？”我问。
“网上买的，加急发货。”他声音哑，“老头子活着的时候没穿过新衣服，走了得穿一身新的。”
我接过衣服，进了化妆间。
换衣服的时候，我发现方建国的内衣口袋里还有一样东西。
一个塑料卡套，里面装着一张身份证。
不是他的。
是我的。
确切地说，是我十八岁办的第一张身份证。
名字是方琳。
照片上的女孩瘦得脱相，头发枯黄，眼睛很亮。
我翻到背面，卡套里夹着一张字条。
“2018年，在派出所办事的时候，看到了这张照片。户籍显示她叫方琳，曾用名林芳，户口从福利院迁出的。”
字迹是方建国的。
他找到了我。
不是今年，不是去年，是2018年。
六年前。
他就知道我在这个城市了。
我握着那张身份证，手在抖。
六年前他就找到我了，但他没来找我。
为什么？
我拨了方远征的电话。
“你知道他2018年就找到我了吗？”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长时间。
“知道。”
“那他为什么不来找我？”
方远征的声音很轻：“他说，他怕你过得好，见了他会丢脸。”
“也怕你过得不好，见了他会怪他。”
“他就想远远看看你就行了。”
我靠在化妆间冰凉的墙上。
“他看过我？”
“看过。他知道你在殡仪馆上班，有几次去门口站了一会儿就走了。”
“有一次冬天下大雪，他在门口等了两个小时，看你骑电动车出来。你围了一条红围巾，他回来高兴了好几天，说闺女长大了，真好看。”
红围巾。
那条围巾是去年冬天同事送我的生日礼物。
我每天上下班都围着。
也就是说——
他可能不止去过一次。
“他死的那天，是不是也在殡仪馆附近？”
方远征没说话。
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六十七岁的方建国，拖着尘肺病的身体，在冬天的街头，像往常一样去殡仪馆门口站一会儿，远远看一眼他的闺女。
然后倒在了路边。
心肌梗塞，没人发现。
等环卫工人报警时，身体已经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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