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鹤鸣走的那年，我五岁。
那天他穿了一件很旧的夹克，拉链坏了，用一根绳子系着。
他蹲在门口跟我妈说话，声音压得很低，但我在灶台后面全听见了。
“秀兰，老爷子总算松口了，让我回京城管家里的生意。”
“等我站稳脚跟，就把你和衍儿接过去。”
我妈给他装了一袋子她腌的咸菜和自己蒸的馒头。
她笑着把包袱塞进他怀里，嘴上说着不急不急，手却在围裙底下攥成了拳头。
“衍儿他爹，京城冷，多穿点。”
我爹拍拍我的脑袋，说了句等爸爸回来给你买新书包，就上了村口唯一一趟去县城的面包车。
我妈站在村口看着那辆面包车消失在山弯里，站了很久。
蚊子落她胳膊上她都没拍。
那以后我妈就开始等。
头半年，他偶尔打电话回来，说京城的事情比想象中复杂，赵家那头还在扯皮，让我妈再等等。
后半年，电话越来越少。
第二年，电话没了。
我妈去镇上邮局打长途，打了十几次，那头要么没人接，要么是陌生女人说打错了。
她从邮局走回村子要一个半小时的山路，每次回来鞋底都磨穿一层。
她没跟我提过一个字。
只是晚饭的时候，红薯粥照样端上桌，她会多放一勺糖，多摆一双筷子。
“你爹忙完了就回来，我们等他一起吃。”
可那双筷子从没人动过。
我六岁那年，村里闹旱灾。
地里的苞米全枯了，我妈靠帮人洗衣服挣点零钱，根本不够家用。
她开始去镇上的血站卖血。
第一次回来的时候，她袖子撸得低低的，但我还是看见了她胳膊弯里贴着一小团棉花，棉花上渗着暗红色的血。
“妈，你胳膊怎么了？”
“没事，蚊子咬的。”
她冲我笑了笑，从兜里掏出两颗水果糖，一颗塞我嘴里，一颗塞进柜子的罐子里。
那个罐子是她专门留着攒我学费的。
后来我才知道，卖一次血，两百块。
她一个月去两次。
有时候镇上血站不收，她就坐更远的车去县城。
单程车费八块钱，来回十六，她舍不得坐车，走路去。
一来一回整整六个小时的山路。
回来的时候天都黑了，她经常是被村口的王婶搀回来的。
王婶悄悄跟我说。
“衍儿，你妈在路上晕了一跤，你别让她再去了。”
我翻开我妈的袖子，胳膊弯里密密麻麻全是针眼，有新的有旧的，旧的结了疤，新的还在渗血。
“妈，你别去卖血了。”
她一把把袖子扯回去，笑着往灶台底下塞柴火。
“你爹在京城替咱打拼呢，妈吃这点苦算啥。”
“等他回来，咱全家就去京城住大房子了。”
灶膛里的火把她的脸映得忽明忽暗。
她七岁那年我从没见过的笑容，到我十岁也没变过。
可她的脸，肉眼可见地瘦下去黄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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