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盯着那片光看了很久，直到空乘轻柔的声音在耳边响起：“阮小姐，飞机即将开始下降，请您系好安全带。”
阮清宴回过神，将座椅调直，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扶手。
五年了。
五年前她从这里离开，带着一腔孤勇和赌气的决绝，头也不回地登上飞往大洋彼岸的航班。
那时候她以为世界很大，以为年轻就是资本，以为有些人就算暂时放下，也永远会在原地等她。
那时候她十九岁，还不知道有些路，走远了就难回头。
舷窗外，那片光海越来越近，逐渐清晰成纵横交错的街道，成鳞次栉比的高楼，成万家灯火。
飞机穿过云层，机身微微一颤，像是终于穿透了这五年横亘在她与这座城市之间的屏障。
阮清宴垂下眼，睫毛在舷窗投下的阴影里轻轻颤动。
她这次回来，没有告诉任何人。
包括他。
或者说，尤其是他。
手机里还存着那条五年前没发出去的消息——
“贺临渊，我后悔了。”
那时候她刚到国外，时差倒不过来，一个人在公寓里哭得狼狈，打了又删，删了又打，最终还是没按下发送。
后来那条消息就永远留在了草稿箱里，像一个从未说出口的认输。
飞机起落架放下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
机身下沉，舷窗外掠过的已经是一片片规整的街区，她甚至能看清那些高架桥上流动的车灯，像一条发光的河，蜿蜒向城市的每个角落。
京北到了。
她真的回来了。
飞机稳稳降落，轮胎与跑道接触的瞬间传来轻微的震动，接着是反推的轰鸣声。
阮清宴靠在椅背上，忽然觉得心跳有些快，像是那只被压了五年的小兽终于醒过来，开始不安分地挠着她的胸腔。
舱门打开，廊桥连接，她随着人流往外走。
黑色口罩遮住了她大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眼睛。
这双眼睛刚刚在国际电影节上被外媒称为“东方最迷人的眼睛”，此刻却只看着廊桥尽头那个接机口的方向。
——会有人站在那里吗？
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她自己摁灭了。
阮清宴，你在想什么。
他来接你？以什么身份？
她垂下眼睫，加快了脚步。
行李转盘前，她等了一会儿才取到那只银色行李箱。
箱子不大，装的不过是几件换洗衣物和随身用品，仿佛她不是跨越半个地球回来，不过是出门度了个短假。
她拉着箱子往外走。
出口处人来人往，有人举着牌子，有人翘首张望，有人欢呼着扑进久别重逢的怀抱。
阮清宴的目光从那些面孔上一一扫过，然后——
什么都没有。
没有那张熟悉的脸，没有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没有那个站在人群里永远让人第一眼就看见的身影。
她知道不会有的。
可她还是在走出玻璃门的瞬间，停住了脚步。
夜晚的冷风迎面扑来，带着北方城市特有的干爽和凉意，吹起她散落在肩头的发丝。
十一月的京北，比她想象中冷。
或者不是冷，是她这五年在四季如春的地方待得太久，已经忘了这座城市的秋天有多凉。
风一阵阵地吹，吹得她眼睛发红。
阮清宴站在机场出口的台阶上，微微仰起头。
夜空很高很远，看不见星星，只有航站楼巨大的玻璃幕墙反射着灯光。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种说不清的味道，像是故乡特有的气息。
她忽然想起十八岁那年，她站在贺临渊面前，理直气壮地说：“我要出国，你陪我去。”
那时候他说什么来着？
他说：“清宴，现在不是时候。”
“那什么时候是时候？”她那时候多任性啊，眼眶一红就冲他发脾气，“你不去，我就自己去！”
后来的事，她不太愿意回想。
只知道最后她真的自己去了，去之前还扔下一句“那就分手”，头也不回地上了飞机。
那一年她十九岁，年轻得以为所有的赌气都能被原谅，所有的任性都会被包容。
五年。
一千八百多个日夜。
她没有联系过他，他也没有联系过她。
风又吹过来，阮清宴忽然觉得鼻尖一酸。
她连忙低下头，从包里摸出一副墨镜戴上，遮住那双已经泛红的眼睛。
墨镜是黑色的，深夜戴墨镜很奇怪。
可这会儿没人认识她，没人知道那个在国际电影节上捧起奖杯的新晋影后，此刻正站在京北机场门口，被风吹红了眼眶。
“小姐？”身后传来一个迟疑的声音。
阮清宴转过头，是来接她的司机，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看着眼熟，应该是阮家老宅的老人。
她摘下墨镜，勉强笑了笑：“陈叔叔。”
“真的是您！”陈叔快步上前接过她的行李箱，“老宅那边都还不知道您回来吧？老爷子要是知道了，肯定高兴坏了。”
阮清宴跟在他身后往停车场走，闻言只是笑了笑，没有说话。
高兴吗？
爷爷也许会高兴。
但有些人，可能不会。
车是黑色的迈巴赫，低调沉稳，驶出机场的时候，阮清宴一直看着窗外。
夜色中的京市在她眼前徐徐展开，高架桥、霓虹灯、广告牌，一切都熟悉又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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