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兰带着陈阳来到了广东城西,租住在一个名叫“幸福里”的城中村。说是幸福里,却一点也不幸福。这里的楼房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像一个个鸽子笼,楼与楼之间的距离近得能伸手摸到对面的窗户。他们租的房子在三楼,没有电梯,狭窄的楼梯被岁月磨得坑坑洼洼,走上去咯吱作响。
楼道里弥漫着一股复杂的味道,潮湿的霉味像附骨之疽,挥之不去,那是墙壁渗水、衣物晾不干留下的岁月痕迹;隔壁传来的炒菜声伴随着浓郁的油烟味,花生油的香气混着辣椒的呛味,时不时飘进鼻腔;楼下修车铺的机油味更是霸道,只要一开窗,那股刺鼻的味道就会钻进来,久久不散。三种味道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城中村独有的气息。
出租屋只有三十多平米,被隔成了两个小房间,一个充当卧室,一个既是厨房又是客厅。阳台更是小得可怜,只够晾三件衣服,转身都有些困难。李秀兰把腊肉挂在阳台最里面的铁丝上,用一块旧布遮了遮,怕被邻居看见。
她刚来没几天,物业就找上门来,手里拿着一张打印好的通知,语气生硬地说:“阿姨,这里规定阳台不能挂东西,影响市容,赶紧收起来,不然我们就按规定清退了。”
李秀兰陪着笑脸,不停地解释:“师傅,这是老家带来的腊肉,不值钱,就是想给孩子尝尝家乡的味道,您通融一下,我挂在里面,不影响别人。”
物业不耐烦地摆了摆手:“规定就是规定,下不为例啊。”说完就转身走了。
可没过几天,物业又贴了两次通知,一次比一次严厉,最后一次甚至写着“违规物品一律清退,后果自负”。邻居们也开始指指点点,有的说:“这腊肉挂在阳台上多脏啊,还滴油。”有的说:“真是乡下人居多了,一点规矩都不懂。”
李秀兰听着这些话,心里像针扎一样难受,但她没把腊肉收起来。这不仅仅是几块肉,更是她对丈夫的思念,对故乡的牵挂,是她能给儿子的唯一一点故乡的慰藉。她只是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用湿布仔细地擦一遍阳台的地砖,把腊肉滴下来的油脂擦得干干净净,不留一点痕迹。
腊肉的油脂还是会时不时地滴下来,渗进水泥缝里,留下深色的斑点,像干涸的眼泪,怎么也洗不掉。那斑点仿佛是她心中对故乡思念的印记,深深地刻在了生活的缝隙里,也刻在了她孤独的心里。
为了生活,李秀兰在附近的一家电子厂找了份晚班的工作,从晚上七点做到凌晨五点,一个月能挣三千多块钱。每天下午五点,她匆匆忙忙地做好晚饭,留给陈阳,然后就赶紧往工厂赶。凌晨下班回来,陈阳还在睡觉,她简单洗漱一下,稍微眯一会儿,就要起来给陈阳准备早饭,然后送他上学。
日子像上了发条的时钟,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忙碌而疲惫。陈阳变得越来越沉默,放学回来就乖乖地坐在小凳子上写作业,从不哭闹,也从不提要求。他总站在阳台边,看着那几块腊肉,眼神里充满了好奇和疑惑。
有一次,他忍不住轻声问道:“妈,这肉放了这么久,还能吃吗?”
李秀兰正在厨房洗碗,听到儿子的话,停下手里的动作,转过身来,温柔地回答:“能,洗干净煮一煮就好吃了。”
陈阳皱了皱鼻子,凑近闻了闻,小声说:“闻着有点怪,不像超市里买的肉。”
李秀兰走过去,摸了摸他的头,眼里满是温柔:“那是老家的味道,是你爸爸当年亲手熏的,香着呢。等你放假了,妈给你煮一块尝尝。”
陈阳没再问,只是点了点头,转过身去继续写作业。他从不问“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也不问“为什么我们不住在有院子的地方”,更不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他知道,这些问题会让妈妈伤心,会让妈妈更累。
他只是偶尔会怯生生地问:“妈,你今天能陪我写作业吗?”
每次听到这句话,李秀兰的心都会揪一下,满是愧疚。她总是摇了摇头,声音有些沙哑:“阳阳乖,妈要上晚班,得去挣钱给你交学费,给你买书本。”
陈阳总是懂事地点点头,把书包放在小凳子上,打开那盏昏暗的台灯。灯光很暗,昏黄的光线照得他小小的身影有些单薄,也照得他的眼睛发红。他写作业时,从不说话,只有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那声音像雨点打在铁皮屋顶上,单调而又寂寞,却又透着一股倔强。
李秀兰在厨房洗碗,水声哗哗地响着,试图掩盖心里的酸涩。她听着那笔声,听着水声,听着窗外偶尔驶过的汽车声,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她知道,儿子不是不爱说话,也不是不想让她陪,他是不敢说,怕给她增添更多的负担。
有一次,李秀兰提前下班回来,想给儿子一个惊喜。她轻轻推开门,看到陈阳正坐在书桌前,手里拿着一张照片,偷偷地抹眼泪。照片是他们一家三口在老屋门口拍的,陈根生抱着陈阳,李秀兰站在旁边,笑得一脸幸福。
李秀兰的眼泪瞬间就掉了下来,她走过去,从背后抱住儿子:“阳阳,想爸爸了?”
陈阳转过身,扑进她的怀里,放声大哭:“妈,我想爸爸,我想回老家,我不想在这里待着,同学们都笑话我是乡下孩子,笑话我们家穷。”
李秀兰紧紧地抱着儿子,泪水打湿了他的头发:“阳阳,对不起,是妈妈没本事,让你受委屈了。等妈妈挣够了钱,我们就回老家,好不好?”
那天晚上,母子俩抱着哭了很久。陈阳把心里的委屈都哭了出来,李秀兰也把积压在心里的伤痛发泄了出来。哭完之后,陈阳擦干眼泪,对李秀兰说:“妈,我以后再也不惹你生气了,我会好好学习,等我长大了,我养你。”
李秀兰看着儿子坚定的眼神,心里既心疼又欣慰。她知道,儿子真的长大了。
从那以后,陈阳学习更加努力了,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把对爸爸的思念、对老家的眷恋,都化作了学习的动力。每天晚上,李秀兰下班回来,都会看到陈阳已经睡着了,脸上还带着一丝疲惫,书桌前的台灯还亮着,作业本上写满了工整的字迹。
她会轻轻地走过去,帮他盖好被子,关掉台灯,然后坐在床边,静静地看着他的睡颜。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洒在儿子脸上,柔和了他的轮廓。李秀兰的心里充满了希望,她觉得,只要儿子能好好读书,将来能有出息,她所受的所有苦、所有累,都是值得的。
可生活总是充满了意外。陈阳上初二那年,学校要统计学生的户籍信息,准备中考报名。班主任找到李秀兰,语气有些凝重地说:“李妈妈,陈阳的成绩很好,考上重点高中没问题,可他的户籍不在本地,按照规定,不能在这边参加中考,除非能把户口迁过来,或者回老家考。”
李秀兰的心一下子就沉了下去。回老家考,意味着陈阳要离开她,独自回去,她不放心;迁户口,谈何容易?她一个农村妇女,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无亲无故,怎么才能把户口迁过来?
那天晚上,李秀兰一夜没合眼。她看着身边熟睡的儿子,心里充满了焦虑和无助。她知道,户口问题,成了横在儿子前途面前的一道难以逾越的坎。
为了儿子的户口,李秀兰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奔波。她首先去了派出所,窗口的玻璃是磨砂的,从外面看不清里面工作人员的表情,只能听到冰冷的声音。
她小心翼翼地把准备好的材料递进去,包括身份证、户口本、租房合同、陈阳的出生证明和学籍证明。工作人员看了一眼,就把材料推了出来,语气平淡地说:“你这材料缺了三样,办不了。”
李秀兰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紧张地问:“同志,缺哪三样啊?我回去赶紧补。”
“一、原籍地村委会出具的‘无宅基地’证明;二、现居住地连续三年的社保缴纳记录;三、你儿子在本地就读满三年的学籍证明。”工作人员的声音没有一丝波澜,像在念一份冰冷的文件。
李秀兰认真地记在心里,连连道谢:“谢谢同志,我这就回去补。”
走出派出所,外面的阳光很刺眼,可李秀兰的心里却一片冰凉。她知道,这三样证明,每一样都不好办。
她首先回了老家,找到了村支书。村支书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和陈根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对李秀兰母子一直很照顾。听说李秀兰的来意,村支书叹了口气,皱着眉头说:“秀兰啊,不是我不帮你,你家那块地,现在已经被划为生态保护区了,连根草都不能动,村委会根本没法开‘无宅基地’证明啊。”
李秀兰急得眼泪都快掉了:“支书,那可怎么办啊?阳阳要中考了,没有本地户口不能考试,回老家考我又不放心他一个人。”
村支书沉默了一会儿,点了根烟,缓缓地说:“秀兰,你也知道,咱们村现在变化多大。为了搞生态保护,好多房子都拆了,土地也都收归集体了。你儿子生在广东,长在广东,连咱们这儿的方言都不会说,他哪儿来的‘地’啊?这证明,真的开不了。”
李秀兰坐在村支书家的板凳上,浑身无力。她知道村支书说的是实话,可她还是不甘心:“支书,你再想想办法,求求你了,就算为了阳阳,他是个好孩子,不能耽误了他的前途啊。”
村支书看着她可怜的样子,心里也不好受:“我试试吧,我去镇上问问,看看能不能通融一下。”
李秀兰连忙道谢,怀着一丝希望回了广东。可等了一个多月,村支书打来电话,语气无奈地说:“秀兰,对不起,我尽力了,镇上说这是规定,不能破例,这证明真的开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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